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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失踪的孩子


所有来金三角做边缘生意的人,往往会在经过一段时间,接触罂粟花之后,给自己树立一个道德路牌:这里是金三角,我所作的恶相比其他人的杀人贩毒,不算是恶。

小恶不是恶。

我在酒桌上听在缅甸做小商品生意的陈爷讲过一个说法:金三角生活着两种人,一种泯灭良心有钱拿,另一种人,没有良心也没有钱拿。

2009年5月上旬,中国方面的卖家出货渠道出现一些问题,导致我负责的线路上,货物得不到及时补充,只能暂时搁置,我也停工休息。

无所事事两天以后,猜叔带我去大其力玩。

我问猜叔,怎么不去小孟拉,反而要跑这么远的路来到大其力。

猜叔转头对我笑道,带你去见识见识金三角的魅力。

我很诧异,之前不是在达邦、小孟拉这些地方早就感受过了吗。

猜叔摇着头告诉我,外人都认为金三角很大,其实不是这样的。像小孟拉这些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只能算泛金三角区域,大其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心金三角。

那两个地方有什么区别?我又问。

猜叔这次回答得很简单,就两个字:安静。

我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猜叔会用安静来描述金三角,直到我第一次踏上大其力的土地。

当天早上9点钟,太阳已经把整个地面照得火亮,我们的车子缓缓开进大其力附近郊区的一条街道。

两旁的房子破旧不堪,除了沿街一些小赌坊粉刷过墙壁,其他的地方全都坑坑洼洼,甚至有很多房屋呈现风一吹就要被刮倒的模样。

时间还早,路上行人不多,年纪大的坐在房屋的阴影下,年纪小的倚靠在树旁,目光随着我们的汽车行进方向悄悄移动。

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可以清晰地听到汽车压过树枝,发出“呲呲”声。

猜叔把汽车又开了一段,踩下刹车,停好,下车。汇集在我们身上的目光慢慢消失。

猜叔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如果今天不是他带我过来,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刚下车就能被这些看上去弱不禁风的老人和小孩围着要钱。

我点点头,说自己已经感觉到金三角的安静了。

猜叔笑着拍了我的脑袋,叫我别不懂装懂。然后把口袋里的枪掏出来,朝着天空打了一下,“砰”,声音很大,猝不及防的我耳朵都给震得嗡嗡响。

猜叔努了下嘴巴,示意我向四周看看。我揉着耳朵照做。这么大的声响,竟然没有引起任何恐慌,两个互相撒尿玩的小孩子,也没有停止手里的动作。

“为什么?”我问猜叔。

“一把枪而已。”猜叔笑着把手枪放了下来。

“这里两年一小乱,三年一大乱,这些人早就习惯了。”猜叔把枪放进皮套里,边扣上扣子边问我,“枪声和鸡叫声,真的有区别吗?”

我下意识想要说有,但怎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赶紧催促猜叔带我离开郊区,去大其力的县城,有很多中国人玩耍的地方。

到了大其力县城,猜叔临时有事要赶回去,问我走不走。我心想3个小时的车不能白坐,什么都没玩就回去亏了点,就摇头拒绝。

猜叔也没勉强,把我介绍给这里四五家赌坊的总巡场认识,让我有事可以找他,就开车离开了。

总巡场姓赵,我叫他赵哥,30岁出头,十五六岁的时候过来缅甸,算是“后期混血儿”。

赵哥从一个最小的“签单”马仔做起,十来年时间就做到赌坊打工仔里的最高级别,还混了些股份,娶了两个越南美女。

赵哥长得一脸木讷,话不多,看上去是个老实人,下手却意外狠辣。我见过他催“死单”时的模样,用一把铁榔头把男人的指头一个个敲碎,很残暴。

我从一开始就莫名讨厌赵哥,没待在他给我安排的赌坊和宾馆,自己一个人出门溜达。

大其力县城的中国游客特别多,我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何况我口袋里有枪。

大其力地方不大,有名的除了赌坊就是妓院,很多老嫖冒险坐船过湄公河,就想来尝鲜。我偷偷跟在两个秃顶男人身后,听他们大声讨论东南亚各国女人的差异性。

走着走着,凑巧看到一个没有门牌的小店,门内的蓝色塑料凳上坐着一个女人,穿着一条浅灰色的长裙,双脚并拢,双手放在腿上,脸上涂着一点点的粉,没有任何的笑容。

她在一片穿着笼基,花花绿绿的缅甸妓女中显得与众不同。我进了门。

店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条竹制的长椅,一个卫星电视,还有两台电风扇,一台挂在墙壁上,一台摆放在床头,“呼呼呼”吹个不停。

长椅上斜躺着一个男人,很瘦很憔悴,正眯着眼睛看我。

我以为自己进了专门坑中国人的黑妓院,下意识想要掏枪,没来得及做出动作,女人的声音就传了过来,“你是中国人吧?”

我停止掏枪的动作,因为我从女人的口音里听出一丝亲切感。

我犹豫着问道:“听口音你也是中国人,还是温州的?”

女人听我这么说,眼睛一下就睁开,脸上还露出笑容:“你咋嫩峡得(你怎么知道)?”

我稍微沉默了一会儿,说自己以前有个哥哥就是温州人,温州腔的普通话一听就知道。

靠着异国遇老乡的兴奋感,我们慢慢聊起来,都是一些家乡的趣事。

直到我问她,为什么要过来做这个?

女的没有回答,男的反而硬挤着干枯的脸皮露出一个笑容:“你是老乡,我们算你便宜点,一次200,送全套。”

男的见我没回话,继续推销说,自己的店有个特殊卖点,他说自己是女的老公,可以全程在旁边观看。

这男人让我想起花姐当年的遭遇,一下没忍住,上去给了他一巴掌,刚想继续打的时候,发现两人没哭没闹也没反抗。正常人遇到突如其来的袭击,都会下意识伸手阻挡,但男人只是看着我,斜躺的姿势几乎没变化。女人把长椅边缘放着的玻璃杯拿到手里,大概怕我会不小心打碎。

我有点不知所措,把手放了下去。

金三角的小型赌坊里,温州人开的占了半壁江山,哪里赚钱,哪里就有温州人的身影。我头一回见到温州人在金三角混得这么惨。

我试着和他们沟通。我递给他们钱,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边。但他们都在回避这个话题。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打算离开。

刚起身,听到女的问我:“你在金三角待了多久?”

我回答:“挺久了。”

“那你认识这里雇佣兵组织的领导干部嘛?”

我假装自己认识。

“那你可以帮帮我们吗?”

我还不知道需要帮的忙是什么,就已经点头。

那天的上午到凌晨,我坐在这间闷热的小房子里,听完了这对夫妻的故事。

这对夫妻都是浙江温州人,男的叫张琦,女的叫孙锦芳,都是70年代末出生。

张琦从一所重点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中型企业上班,工作能力突出,四五年时间就被提拔成中层干部。

孙锦芳上的是普通专科,学的是会计,成绩不好,但凭借家里的关系也有一份稳定高福利的工作。这样的学历背景,在当时算得上是知识家庭。

温州流行相亲,结婚也普遍较早。两人经媒人介绍,认识不到半年就在家人催促下成婚。

“我们大学毕业没多久,互相的年纪都小,电影院都没去过,就要结婚了。”

孙锦芳说第一次见面,双方家长坐下来吃了一餐晚饭,就把婚期定在2000年的国庆节。按照温州的传统,是要先订婚,再结婚的,但两个家庭都很着急,好像赶着去救火,一切从快,跳过订婚环节,边在郊外盖自建房,边准备结婚事宜。

两人婚后的生活平淡无奇,柴米油盐、加班赚钱,如同所有中国普通家庭。

“我们两个一起生活没到一年,就觉得双方生活习惯完全不合,打算离婚了。”孙锦芳说这话的时候,偷瞄了一眼张琦,发现张琦耷拉着眼皮,也看着她,赶紧把头转回来。

她说张琦不爱干净,也根本不记得两人的任何纪念日,总共就给她买过3次礼物,还都没有超过20块钱;虽然每天都会做饭,但买的菜都是张琦自己爱吃的,零零碎碎的小事瞬间把她憧憬的婚姻生活击了个粉碎。

孙锦芳想离婚,就把这个念头表达给张琦,张琦没有任何挽回的意思,直接点头同意。即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意外怀孕把这一切掩盖了过去。

2001年,孙锦芳怀孕,第二年生下儿子,小名叫丑仔。温州人对生儿子向来有种偏执,孙锦芳第一胎就生出男孩,让双方家庭十分满意,也为两人想要离婚的念头增添了很多阻力。

婚后第2年,张琦出轨,孙锦芳闹离婚,被双方家长劝和。婚后第4年,孙锦芳出轨,被情夫敲诈15万。张琦问孙锦芳是否还要继续过下去,孙锦芳点头。张琦选择原谅孙锦芳,因为不想闹得双方家庭都知道,支付了这笔钱。在这样的生活中,两人度过了6年。

2007年初,即将过年关,孙锦芳带着丑仔出门买零食。孩子说要喝饮料,孙锦芳就去排队,一个不留神,丑仔丢失。

接下去的一个月,双方家庭像是疯了一样满城寻找,没有任何讯息。

那段日子,张琦每天都要喝一斤白酒,一喝醉就打自己。拿脑袋撞门、烟头烫胳膊,试图用身体上的疼痛来忘记孩子走丢的痛苦。孙锦芳说这不是他的责任,叫张琦打自己,张琦不肯。

这样痛苦地生活了3个月,在双方家庭的长辈都纷纷放弃,劝说两人再生一个的时候,孙锦芳和张琦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要自己去找孩子。

“大家都说儿子找不回来。张琦不信。”孙锦芳说张琦从小家境贫寒,依靠读书硬生生闯出来一条路,还把父母、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的生活重担都挑在肩上。在他的认知里,没有什么是通过努力解决不了的。

同时,两人还做了一个约定:一旦找到儿子,马上离婚。

“为什么孩子找回来反而要离婚?”我问两人。

孙锦芳把张琦脚上的拖鞋拿掉,让他可以方便地踩在自己脚上,好给他捶打小腿。张琦的小腿皮肤很松弛,每碰一下都有波纹。

孙锦芳连续敲了十几下,才回了我一句至今都不太懂的话:“我可以陪他吃很多苦,就是享不了福。”

也不知为什么,在这之前,我其实已经见多、也听多了悲惨的故事,早就没什么反应。可这句话却就好像触到了什么东西。

孙锦芳的讲述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怨恨,没有任何想象中,经历了一些残酷该有的情绪。除了说到和张琦相处中的一些细节会偶有颤音,讲述其他事的时候,她的语调、音量都很少有起伏,就像给孩子说睡前故事。

我几乎不去打断,孙锦芳说,中国每年走丢的孩子非常多,找回来的寥寥无几。她和张琦都明白这一点,还是义无反顾踏上寻子的路。

出发前,张琦和孙锦芳把工作辞了,房子抵押贷款,家里老款的帕萨特低价典当,凑钱换了一辆二手陆巡,准备从温州周边的县城开始,慢慢扩大搜索范围。

“他说陆巡是出了名的跑不坏,一定要换车。”孙锦芳骂张琦是乌鸦嘴,车子跑不坏,人是不是就要一辈子都在路上挣扎呢?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孙锦芳和张琦给自己定的时间是一年,一年的时间里如果找不到孩子,就不再想这件事。

两人抱着这样的念头,开始一边到各个城市贴小广告,一边在公益组织里求助,有时还会花钱在报纸、电视上打广告。

经过一段时间的寻子之路,他们手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寻子互助群,上面全部都是走丢孩子的父母。大家在这些群里相互鼓励,提供线索。

张琦和孙锦芳第一次了解,中国每年竟然有这么多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走丢。接触得越多,两人对找回孩子的信心就越少。

“后来,我们在路上一整天都不说话。”孙锦芳说她和张琦两人,在寻找接近一年的时间后,已经变得麻木。他们只是沿着高速路开车,一个站口一个站口地下,飘荡到哪里就在哪里粘贴小广告。

两人每天最害怕的是晚上临睡前的5分钟。因为他们有个习惯,睡觉前会把手上的中国地图打开,每寻找过一个地方,就会在地图上画个圈。但地图仿佛有自动清洗功能,圈圈永远画不完。

2007年的大年三十,孙锦芳张琦把车停在高速路上的紧急停车带,听着车载广播的节目,就着饼干矿泉水度过了新年。

2008年初,在双方父母、亲戚、朋友的日夜轮番劝说下,孙锦芳和张琦停止寻子之路,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开始朝九晚五地上班,健身锻炼,电影麻将,周末还会请朋友来家里吃饭,绝口不提儿子的事。这样过了3个月,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两人已经迈过这道坎时,他们选择重新出发。

“大家说的我们都懂,就是做不到。”孙锦芳说自己也知道重新生一个孩子,安稳上班就不会这么辛苦,两个人一直飘荡在外面,路途可能漫长,也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但还是无法放弃。

我当时觉得孙锦芳在撒谎,你都懂了怎么会做不到呢?后来才明白,有一类人会在权衡过所有利弊之后,选择一条最难走的路。

他们又找了3个月,还是渺无音讯。

一天,孙锦芳和张琦站在一个县城下属镇的电线杆旁,把手上最后一张寻子广告粘贴完,去车子后备厢拿备用小广告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存货。他们痛哭起来,歇斯底里地打了一架。孙锦芳把张琦的脸抓花,张琦把孙锦芳的眼角打出血。

当晚,两人在一家很简陋的旅馆床上,互相给对方擦拭药水,之后做了一次爱。这是他们一年来第一次做爱。

孙锦芳当时已经打算放弃,但张琦很认真地和她保证:他们一定会把孩子带回来的。

张琦和孙锦芳想的办法是,打入人贩子这个行业,至少会离自己的孩子近一点。他们开始给公厕、街边买卖人口的小广告打电话,假装自己是买主,想要借此机会和这一行的人搭上话。

小广告上预留的电话号码,连续十来个都是空号,后来总算打通一个,对方要求必须要先打预付款才交人。张琦和孙锦芳没办法,只能按照对方提供的银行户头汇款一万元,结果再没回音。孙锦芳两人陆陆续续被骗了四五万,甚至有一次遇到警察钓鱼执法,被关了几天,受了点苦。人贩子太谨慎,两人毫无办法。

后来,张琦慢慢琢磨出门道,要混入人贩子这一行,不能过于直接,要懂得曲线救国。做这些犯法生意的家伙,只会信三教九流的人。

抱着这样的想法,两人开始挑选适合进入的行当,最后一致决定去当乞丐。乞丐相对容易伪装,也没有入行门槛。张琦和孙锦芳不再开车,十多天不洗澡,拿着一个破碗,吃最便宜的快餐,睡在桥洞、工地、公园这些地方,买了点颜料,找块板子写上编造的悲惨故事,跪在地上沿街乞讨。

他们很快融入乞丐这个角色,等到两人觉得自己已经变成真乞丐,就开始试着接触其他的乞丐。

“出来这么久,就那几天最开心,对吧?”孙锦芳问张琦,还记不记得那几天,她每天晚上都要在张琦的怀里才能睡着。

张琦没回她。

说到这里,时间到了下午1点,该吃饭了。我对这个时间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张琦说:“3个钟,你刚好要付给我老婆3个小时的点钟钱。”

我提议请他们去外面吃,两人没同意。

只见孙锦芳从床底拿出一个电饭煲,两个碗,两双筷子。没有饭勺,他们用碗反扣着打饭。她又打开桌子下的一个抽屉,掏出一个白色的塑料袋,袋子里是玻璃瓶装的红色辣椒酱,辣酱已经见底。

孙锦芳用筷子把辣椒酱涂到白米饭上,递给我,让我搅拌一下,“很好吃的。”她告诉我。

我拿起筷子,问她哪里来的辣酱。孙锦芳说是托老乡买的。“你现在还能托谁?”我问,她笑笑,没说话。

我尝试着吃了两口,饭很凉很硬,有点馊味,辣酱确实是熟悉的味道。

孙锦芳自己没有吃,脸上露着笑容,一小口一小口地喂张琦。看到张琦艰难地吞咽,我觉得这顿饭吃得很诡异,就问他们想喝什么牌子的白酒,我出门找朋友拿,保证正宗。

孙锦芳没说话,看了一眼张琦。张琦朝我摇头,幅度很小,“我不喝酒。”张琦说,自己从前就不爱喝酒,而且他酒品不好,喝多了会被家里人嫌弃。

看他说得很自然,我愣了一会儿,用左手食指戳着自己右臂,再看向他:“你都这样了,还怕什么?”

张琦朝我笑一下,眼睛睁大了点,“保持一些以前的习惯,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人。”

每个城市的乞丐大部分是固定人员,都是相互拉帮结派,很少有外来乞丐能够单独混饭吃。张琦和孙锦芳两个人,就选择待在安徽芜湖,加入其中一个团伙。这之后,两人正式开始乞讨生涯。

张琦说,乞丐内部也分等级。老大身边的亲信可以去比较繁华的地段,例如车站、步行街,而不招老大喜欢的家伙就只能去偏僻、人流量少的地方。孙锦芳和张琦就只能去中小学校附近,收益不多。

这一行待的时间久了些,他们觉得乞丐也分好坏。好乞丐只是假装自己是残疾人骗取同情,坏乞丐则是偷蒙拐骗无恶不作,小到偷街边的电缆、路上的井盖,大到帮一些地痞流氓对女性企图不轨。

关于这个,据我所知,乞丐并没有张琦说得那么恐怖,大部分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可怜人,而且胆子普遍都不大,违法犯罪的事也不太敢做。毕竟要是有这胆量,早去混别的行业,不做乞丐了。

张琦和孙锦芳觉得,一些乞丐因为熟悉当地的情况,会选择和人贩子联合,告诉人贩子哪里容易作案,哪里的小孩出没的次数多。张琦问他的老大认不认识人,让他也加入人贩子这个行业,他想发财。

张琦当时的老大是个50多岁的老乞丐,四肢健全,无儿无女,一生都在行乞,平常没事还会挑逗孙锦芳,占点小便宜。

这样一个人,在听了张琦的话以后,把他狠狠打了一顿,叫张琦带着孙锦芳滚。

老乞丐看不起人贩子。

张琦和孙锦芳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们很快又加入另外一个乞丐团伙。这个团伙的成员比较复杂,其中有人能和一家比较大型的拐子团伙联系,张琦就此正式接触人贩子行当。

人口买卖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存在,包括买家卖家以及中间的抓人渠道,都有很严格的控制。人贩子一般是两到三人为一个小组,而且内部有业务范围划分:小孩和年轻女性是其中最大的经济来源。

我接触过一些人拐子,虽然不像张琦说的那样有专业分工,但大部分还是有一套自己的流程,一般是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两三个人就开始全国各地流窜,很少有超过五个人的,甚至很多人是因为听到附近村子有人想要买老婆,单枪匹马跑出去抓人。

张琦选择加入的人贩子组织因为规模比较大,所以有一个入伙考核。考核的标准就是成功拐卖一个人口,时间越短,质量越好,考核打分就越多。

张琦和孙锦芳原本是想慢慢在这一行打探消息,看能不能凑运气打听到自己孩子的下落,没想过真的要当一个人拐子,因为这已经是实打实的犯罪。但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孙锦芳和张琦两人积攒的思念之情超过一切。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他们不想放弃。

仅仅商量了一个晚上,他们就告诉拐子团伙里的老大,自己夫妻选择加入,但是不偷小孩,只搞女性。

“自己的孩子是孩子,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嘛?”我问孙锦芳。

孙锦芳没回答,而是转头看向张琦。张琦盯着我看了看,才说道:“是我逼着她做的。”

张琦和孙锦芳选择了一所大学附近,那儿有一段道路比较阴暗,头顶的路灯不知道被谁打破,很适合作案。

当时是两人加上组织里提供的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三人守株待兔。等了有一刻钟,晚上10点多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女大学生经过,看样子是着急回寝室。

组织的老手从阴暗处窜出,装作问路。女大学生很谨慎,摆手说自己不知道,同时加快步伐,想要快步离开。但是老手紧随其后,在旁边不停地说着话,甚至伸手阻拦,想要女大学生停下来。女大学生很紧张,就差要起步逃跑。

这时候,张琦和孙锦芳出现,两人手挽手并肩走来。孙锦芳看到女大学生以后,一把拉过来,和她搭话。

女大学生一开始很惊慌,但看到孙锦芳朝她不停使眼色,张琦又守在一边,对老手怒目而视的模样,一下子反应过来。她以为自己遇到了好心人。

女大学生机灵,顺着孙锦芳的话接下去,有一茬没一茬地聊天。

孙锦芳出身富裕,说话好听,人也长得漂亮,给人的信任感强,而女大学生的社会经验比较少,没多久就完全信任了孙锦芳。

“那姑娘太傻了。”孙锦芳说自己看时机成熟,就对女大学生说,看她一个人不安全,自己有车可以把她送回寝室。女大学生就此上了三人预先准备好的车子。

孙锦芳打开车门,叫女大学生上车。女大学生刚抬腿,就被旁边的孙锦芳推了一把,整个人跌倒在车厢里。张琦冲过来捂住嘴巴,老手负责拿绳子捆绑住手脚,没几分钟,女大学生就被控制住。三人赶紧开车前往据点,郊外一个村子的民居里。

后来发生的事,张琦没参与也没阻止,孙锦芳早早就上床睡觉。

这之后的两个月,张琦和孙锦芳流窜于四川、湖南、贵州。业绩突出的两人在团伙内地位攀升,很多人开始管他们叫张哥、孙姐。趁此机会,张琦提议去浙江温州做案子,众人纷纷点头。

其实早年间的东南沿海省份,拐卖儿童的案件屡禁不绝。因为经济发达,家庭条件优渥,小孩长得水灵,所以价格普遍比西北内陆地区的孩子高一些。

张琦选择回到温州,是因为他认为当初自己孩子走丢,肯定不是小团伙作案。

温州外来人口众多,鱼龙混杂,主要地区的乞丐都是扎堆结队,更何况人贩子这种暴利行业。

儿子丢失在市中心,而中心区域向来都是大团伙的自留地。我能理解张琦的推断,因为在底层的灰色产业链中,很多人没读过书,却都掌握一个技巧:人群中一眼就能发现自己的同行。

人贩子常见的手段是事先踩点蹲点,在人来人往的地方静静等待机会,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后面进来的小团伙就很容易被发现。

犯罪团伙都遵循一个原则:越小越难找,越大越显眼。张琦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一点线索。

重新返回温州,张琦通过团伙里专门负责各省份踩点地盘的家伙,顺利联系上当地比较大的乞丐团伙。在给了一些开口费之后,张琦知道温州最近有哪些地方易作案,哪些地方小孩出没较多。张琦顺带着问出,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有没有人贩子团伙在市中心活动过。

有乞丐告诉张琦,他记得有一群面生的人拐子过来这边。张琦问,现在去哪里了。乞丐不知道。

张琦又问,那伙人的长相还记得不?

乞丐也记不清,只说当初大概是四五个人,带着广西口音。

张琦和孙锦芳起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很兴奋,他们觉得这伙人很可能就是拐走自己孩子的人,但这情绪很快消失,因为人贩子基本不会在家乡犯案,这是习惯,所以去广西找是没用的,这个线索的用处没有想象中大。

正在两人又陷入沮丧的时候,那乞丐问他们,是不是想要找那伙人?

张琦点头,心里却没抱什么希望。

乞丐却说自己可以联系上那群人贩子,只是要给报酬。张琦强忍住心里的激动,问,为什么你能联系上?

乞丐说他去年刚好抱过一个小孩卖给他们,得了5000块钱。那伙人走的时候,给了他联系方式,说以后有小孩可以继续出手。

人贩子一般同时使用多个手机号,给买家的联系方式是最常换的,给卖家的,则根据信任程度不同区分,感觉是同类的,就会留最常用的。

我不相信,问孙锦芳:“这也太巧了吧?”

孙锦芳重复了一遍我的话:“是啊,这也太巧了吧。”

张琦给了200块的信息费,兜兜转转一大圈,竟然在温州获得了最可能拐走自己孩子的人贩子的联络方式。

张琦得到联系方式的第一时间就打算报警,让警察来抓捕这群人,审问出自己孩子的下落,但被孙锦芳阻止了。“如果通知警察,警察肯定会问你们怎么知道有人贩子交易的?再追问下去,先被抓起来的肯定是我们自己。”

张琦想了很久,决定引蛇出洞。

张琦和孙锦芳花了几天的时间,拐骗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之后让那乞丐打电话给对方,说自己有孩子可以出手。

那伙人贩子很谨慎,先是仔细核对了是不是乞丐本人,问了一些诸如去年乞丐卖给他们的孩子长得什么模样,是男是女,具体年龄这些问题。确认以后,就挂了电话。隔了几分钟才又打回来,说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他们会另行通知。

人拐子这一行,就算在三教九流里也算不上技术工种,比不上小偷、绑匪,甚至连卖“越南新娘”的边境人口贩子都比不上,还会被其他行业的人所不齿。

我对这群人贩子有这么高的警觉其实有点惊讶,向孙锦芳深入打听了诸如在哪一片活动、团伙总共多少人这些问题,才知道他们确实是这行里做得比较大的。这伙人12年年底给抓了,4人判死刑,剩下十来人一辈子都要坐牢。

在等通知的这段时间,张琦和孙锦芳就陪着乞丐和小女孩,四人同住在宾馆的一个房间,每天吃饭都是让孙锦芳去买,就怕错过电话。

小女孩刚上小学,身上还穿着校服,整个人缩在墙角很少动弹,每天都不吃饭,后来饿得不行了才喝了粥。孙锦芳看到小女孩这个模样,就过去安慰她。“我叫她别哭,我不会伤害她的,我自己也有孩子,只是求她帮个忙。”孙锦芳说当时那小女孩听了她的话,哭得更凶了,直到被张琦打了两巴掌,才不敢再哭。

第三天晚上8点多,乞丐终于接到人贩子的电话,说晚上10点,叫乞丐领着女孩去郊区的一块空地边等着。

张琦怕小女孩坏事,出门前特意给她喂了安眠药,然后才开车带着乞丐前往目的地。

在快要到达指定地点的时候,张琦让乞丐下车,抱着小女孩走过去。

人贩子很警觉,比约好的时间推迟了半小时,应该是一直躲藏在暗处,觉察到四周没什么危险,才冒出身影。

“那天只来了一个男的,长的还挺壮。”孙锦芳说还好对方人不多,不然他们会一直跟着人贩子到目的地,团伙分开后才动手。

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人贩子给了乞丐现金之后,就抱着睡着的小女孩离开。

张琦和孙锦芳赶紧尾随,在人贩子刚想上车离开的时候,张琦趁他不注意,拿着钢管,敲了一个闷棍。第一下准头不够,从背后没打准脑袋,反而把肩膀打伤,人贩子躺在地上不断哀号,小女孩也被摔在一旁。张琦见状,又赶紧补了一棍,正中脑袋,但人还是没昏迷。

“他还想打第三棍,被我拉住了。万一给人打坏了,孩子就找不回来了。”孙锦芳开始的情绪不算高,说到这里才拉高了些音调。

两人拿出绳子,费力把人贩子捆好,堵着嘴拖上车。

两人先把小女孩丢到派出所门口,然后才把人贩子拖回自己家。因为张琦租住的是偏郊区的自建房,可以直接把车开进院子,并没有人发觉。

孙锦芳他们把人贩子拖进房间后,将他绑在一张椅子上,然后拿了毛巾,沾了热水,把人贩子脸上的血都给擦干净,准备问话。

“最开始的时候,那家伙只会啊啊啊地叫,声音很大,我怕他吵到邻居,就把他的嘴巴用毛巾堵起来。”孙锦芳说过了半小时,给人贩子涂了点止疼的药水,他才安静下来。

“那家伙很硬气,一直在骂我们,不肯承认拐了丑仔,更不肯说出把丑仔卖给谁。”孙锦芳说张琦先是打了人贩子几拳,然后搬了两个小茶几过来,每个茶几的一脚就压在人贩子的两边脚趾上,两人分别坐上去,疼得人贩子哇哇大叫。

“那家伙每叫一次,我们就拔他一颗牙。”孙锦芳说后来人贩子就不叫了,只一个劲地流汗流泪。

当晚,张琦和孙锦芳的逼问有了结果:孩子被卖给了云南的一户人家。

隔天,张琦和孙锦芳坐上最早的一班飞机,前往云南。

因为两人深入接触过人贩子行当,知道里面的孩子会遭遇什么样的苦难,所以在飞机上的时候,他们设想过很多场景,孩子被虐待、被性侵、被打断手脚乞讨等。

“我们想了一百种情况,唯独没有想过,那户人家从事的是二手生意。”孙锦芳说的二手生意,指的是国内的人贩子和境外的雇佣兵组织联合,把孩子卖到金三角。

他们说到这里,我就明白了。金三角常年动乱,死人,死很多人。大部分黑色行业的势力,其实都不愿意看到金三角陷入战争的泥潭,因为这会让生意变得难做。但其中有一个行业,巴不得天天都打仗,这就是金三角的雇佣兵组织。

大部分的雇佣兵组织都接受各国的退伍军人,也收纳、训练童兵,只要有钱就可以帮助其他势力开战,也时常会出售一些训练有素的童兵给贩毒组织。

因为现在的贩毒组织内部不禁毒,也时常相互开战,人员消耗得极快,所以缅甸、泰国、越南、老挝这些地方的孩子已经不足以支撑过高的死亡率,很多想钱想疯了的中国人就把目光放到中国境内。

一个孩子的标准售价是两万,如果是长期客户,还可以打折。

虽是如此,但因为卖出去的价格不高,赚到的利润不够多,所以中国儿童的需求量其实并不大,孙锦芳的儿子被卖到金三角的话,运气算是非常不好了。

卖了丑仔的那户人家,是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女儿,母亲早年上山砍柴被捕兽夹夹住,流血过多死亡,小女儿是买来的。

我问孙锦芳,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孙锦芳回答我,他们把这三人捆起来问过。

在得知自己孩子被卖到金三角以后,张琦和孙锦芳在河边坐了很久。第二天,两人花钱在路边的一家旅行社找了个边境导游。

临出发前,张琦问导游,金三角真的很危险吗?导游点头,说最好不要去。

张琦说,自己没办法的。

2009年1月份,张琦和孙锦芳孤身来到金三角,先是在小孟拉,后来搭了一辆黑车前往大其力。

金三角的世界和他们想象的一样,复杂而危险。但金三角也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这里太复杂也太危险。

来到大其力的第一个夜晚,搭他们过来的司机叫了一帮人,轮奸了孙锦芳,然后给张琦静脉注射,让他百分百染上毒瘾,最后强迫孙锦芳卖淫。

在金三角,做这样一单女人生意,收益大约是10万元。

这个行当里,有些是其他行业的人弄来女人卖给妓院赚人头钱,有些是自己直接强迫女性卖淫。大概是不想把这些误入歧途的女人逼得太惨,会给她们留个念想:赚够10万就撒手。

和赌坊签单是10万起,伐木工人后来也是10万元一条命,在这里,10万是个奇怪的数字。

“如果你们迟点来就好了。”我告诉两人,2009年上半年恰好是大其力比较动荡的时期。5月份开始,大其力的地方势力换了一批,安全问题好了许多。

事情到这里,我听得有些难受,让孙锦芳不要再说下去。我问她:“现在找到自己的孩子了吗?”

孙锦芳摇头。

我只能安慰她:“没事的,雇佣兵组织不会把没有训练好的童兵卖给贩毒组织,因为这样得不到多少钱。”

孙锦芳瞪大眼睛,佝偻着背,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地问:“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我点头,告诉她千真万确。

张琦靠在椅子上,胳膊都是针孔,一看就是吸毒过量的症状。他硬撑着站起身子,对我微微鞠了个躬,连说了3个谢谢。

我问他们,想不想回中国。

两人先是愣了一会儿,然后摇头说不回去了。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就没有继续追问。我想给他们承诺,但是又害怕承诺他们,只得起身离开。

张琦看我起身,还问:真的不要来一次吗?

我当时想踹这家伙一脚,但是很快就收住念头。我怕把他给踹死。

在离开店门的时候,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拐走你们孩子的家伙,现在怎么样了?”

孙锦芳站在门内,先是沉默,然后才对我笑了下,却没有回答。

我没再问下去。

我当时年纪不大,因为家庭原因,对婚姻只有失望和不解,对于孙锦芳和张琦,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我问他们:你们都这样了,回中国可能也生活不下去,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婚姻对你们来说是什么?

张琦没说话,孙锦芳想了很久才对我说:熬。

和他们聊的十几个小时,我记住的有很多,对这个问题,记忆却像隔了一层毛玻璃,回忆不出他们的动作、神态,这个“熬”字却留了下来。

当天,我返回达邦,跟猜叔说,自己想认识金三角几家大型的雇佣兵组织。猜叔问我想要做什么,我随意撒了个谎,忘了具体内容。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重新回到大其力,站在那对夫妻的店门口,看到门口坐着另一个缅甸女人。她岁数看起来不大,头上扎了一条彩虹发带,一看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买来的。

我在原地站了十来秒,想透过门框看清店内的景象。但里面很黑,模糊一片。

我开口问缅甸女人,原来的那对夫妻在吗?

缅甸女人听我说的是中文,转头看了我一眼,没回答。

她不是听不懂我的话,只是看我没有进去的意思,不想浪费时间。缅甸人只想和能带来利益的中国人打交道。

我重复问了一遍。

等了好一会儿,缅甸女人才终于不耐烦地回答:死了。

我听完,直接转身离开,没问他们为什么死,怎么死的之类的话。

就是“哦”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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