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6章 谁是黄雀（六）

　　    广东工业厅厅长站在南方局书记李润石的办公室前，一时有些迟疑。他转头看向身边的广东教育厅厅长夏明翰，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夏明翰神色严肃，根本不去看工业厅厅长，径直推开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

　　    工业厅长无奈的跟在后面。果然如工业厅长所料，李润石把广东地区义务教育的报告放到了厅长面前。报告中显示，珠三角地区的工厂因为全力开工，不仅大大取消了成人教育的时间，还放宽了工人的年龄。

　　    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由于中国市场需求不足，国家花了大力气搞教育，又缩短了工作时间，导致教育成果斐然。随着解放东南亚，市场需求暴增，劳动力开始匮乏。工业部门就把时间调整回去。

　　    工业厅长倒也不至于心甘情愿的“认罪”，大概浏览了文件后说道：“工业厅已经派人严查使用童工，以及拖欠工资的情况。李书记，虽然工业生产领域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可以解决。”

　　    李润石知道珠三角与长三角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做事相当“讲原则”，以GDP与就业数据为考核标准。虽然这些年国内的确在这两个领域抓得很紧，但是能彻底贯彻这两个标准的还得看这两大地区的官员。

　　    夏明翰神色严肃，看向李润石。看到李润石并没有丝毫退缩的神色，便决定先不说话。果然，李润石答道：“教育是国家的长期政策，现阶段并不存在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局面，我们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只会越来越好。但是教育分阶段，如果某个阶段的教育没有完成，以后想弥补，成本太高。有必要为了这么一点需求而影响长期教育计划？”

　　    听了这话，夏明翰微微点头。他的看法与李润石相同，教育牵扯国家百年大计。何锐从1924年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就确定了要花30年时间将中国人民的受教育水平提升到人人都得拥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程度。花了17年的时间，中国眼看着就要完成适龄青少年都具备初中学历的工作。夏明翰决不接受因为工业繁荣而影响人民接受教育的权利。义务教育法的全称是《强制义务教育法》，所谓强制，就是不愿意读完初中也必须得读完。更别说因为经济需求而允许没读完初中的学生就到工厂去工作。

　　    至于成年人教育的价值在过去十几年中被凸显出来，原本在读书期间表现得并不出色的成年人在积累了工作经验后，学习已经开始进入有的放矢的阶段。如果他们没能接受足够的教育，会大大影响他们的进步。

　　    工业厅长当然知道经济部门的决定的确与教育政策起了冲突，但是工业厅长也没有真的害怕。过去三年中，广东经济并不好。现在中国解放了东南亚地区的上亿人口，广东经济获得了前所未见的发展机会，面对李润石的看法，工业厅长答道：“李书记，我们已经将经济发展计划提交给了国务院，并且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李润石听到这话，也没有继续施压。送走了工业厅长，李润石对夏明翰说道：“夏厅长，只能让教育厅强化教育。我准备回京城一趟。”

　　    夏明翰心中大喜，“李主席，如果能见到何主席，请一定要向他讲述现在的选择。我认为现在的任何倒退，都会让人民形成错误的理解。”

　　    看着夏明翰的神色，李润石点点头，“请放心，这本就是主席的态度。人民财富的积累，建立在工业化生活的基础之上。完成义务教育，接受更完备的教育，本就是工业化生活的一部分。工业化的发展本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工业化生活方式要为工业发展让路。”

　　    夏明翰再没有其他要说，只是起身答道：“我先回去工作了。”

　　    看着夏明翰的背影，李润石有种吾道不孤的欣慰。这个道理，何锐很清楚。不少中央领导同志也很清楚。但是社会进步必然要面对取舍，很多同志在这个取舍中选择不顾一切先把经济数据搞起来。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这些同志谈不上是坏人，而且其行动也的确有其合理性。所以这种路线分歧就让李润石对不少同志有些失望，他是很希望这些同志能够真正明白，对于国家来说，人民的个人进步才是最坚实的基础。且不说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全人类的解放，哪怕是早期的儒家也坚定认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言必希腊的那些人好歹也该读过外国的观点，“一个伟大国家必然基于伟大的国民。”

　　    现在国家不少领导干部已经变成了单纯的经济数据派，虽然这些同志的确是十分辛苦，甚至是功勋卓著。但李润石在国家大方向上坚决不支持这些同志的思路。

　　    很快，专机已经定下，李润石乘上飞机就直奔京城。在京城机场一下飞机，就见机场里车水马龙，迎来送往的人极多。不少穿着军装的军人们正在等候上飞机，人民虽然不敢越过警戒线接近军人，却都向军人投以亲切的目光。

　　    李润石甚至听到有小孩子对父母说道：“爸爸，妈妈，我以后也要当军人！”

　　    母亲神色中有些紧张，父亲则叹息道：“等你先长大了。”

　　    李润石完全能理解这些父母的心情，自从何锐建立起现代中国军队，将军人定义为“人民子弟兵”后，中国军人就与荣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而且几十年间，中国军人的确贯彻了这些理念。以至于中国人民普遍认为，作为亲人的国防军天生就该拥有高于社会的道德水平。

　　    能够乘坐飞机的这些人同样很尊重军人，但是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战场上面对危险。李润石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中国是义务兵役制，所有青年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只是中国军队数量有限，在战争期间也只有优秀青年才能从军。等到战争结束了，中国军队规模再次回到百万左右，从军的门槛会非常高。

　　    出了机场，驶过高速公路，就见道路两边的工业区边，巨大的发电站喷吐着白雾。随着中国工业发展，以前竖着高高烟囱，冒烟吐火的老式发电站已经被巨大的带一定倾角的圆柱发电站替代。这些发电站的顶部不再是浓浓的黑烟，而是白色烟雾，散发的硫化物气味也大大降低。

　　    加上城市建成的上下水系统，以及污水处理系统，城市生活品质高速提升。已经全面胜过乡下的生活条件。

　　    李润石作为核心成员，知道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全民社保。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中国无法赢得解放世界的战争，中国肯定拿不出钱来建设这个体系。想到这个问题，李润石又生出对何锐内心复杂程度的感慨。

　　    对中国旧时代的上层来说，何锐是施政十分苛刻的雄主。对于中国产业阶层，何锐是令他们痛恨又期待的国家领导者。对于中国人民，何锐则是让他们欢喜又难受的劳动人民的一员，以及中国先锋队的领路人。

　　    这并非是何锐刻意营造出的形象，在李润石看来，何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非常傲慢。何锐的傲慢并不是看不起人，而是何锐坚信自己掌握了现阶段最正确的生活方式。李润石好几次与何锐交过心，他发现何锐从不相信有救世主，也不信神仙皇帝。想获得人类的解放，只能靠人民自己。

　　    所以不管是称颂或者反对的意见，都影响不到何锐的政策决定。何锐靠着他掌握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殚精竭智的将中国乃至于世界变成何锐期待的模样。

　　    由于何锐是要将世界推进到下一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其实理解不了何锐，哪怕是何锐最热爱的人民也理解不了何锐的理想。

　　    面对人民的时候，何锐的看法极端务实。人民有没有接受教育，人民在青年时代完成教育后有没有获得就业机会，在工作后有没有继续接受成人教育。再加上医保与社保，以及让人民有更深刻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的机会。

　　    在何锐看来，人民必须接受过“国家是处于优势阶级的统治工具”，“法律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中国决不能阶级固化”在内的政治经济教育。之后，人民就要通过劳动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国家要提供的是托底的保障，而不是满足情绪的福利。

　　    如此超级务实的态度，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在还算可以，因为付出的确得到了回报。但是李润石认为这种态度过于务实，理想性不足，没办法给人民指出未来的方向。

　　    在与何锐的交心中，李润石发现了何锐的另外一种傲慢。何锐很清楚现行政策的问题，但何锐坚持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全球解放，建起一个公平的国际秩序。到了这个阶段，中国就可以从优先考虑效率的阶段转向优先考虑公平，确定中国意识形态理想的新阶段。

　　    李润石确信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何锐的态度明显有种主观期待凌驾客观现实的嫌疑，即便李润石非常欣赏何锐对于政治经济的深刻认知，认同何锐的看法没有错。但是这种态度在李润石看来依旧过于傲慢。

　　    不过这种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何锐在面对原则问题的时候不会退让。既然何锐的目标是让中国人民过上现代工业化的生活，那么何锐就不可能让人民放弃读书，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与李润石想的差不多。何锐听完了报告，就立刻给总理吴有平打电话。很快，吴有平就到了何锐这边，听完了何锐的问题后，吴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锐这边的电话请经济部长到这里来。

　　    经济部长听了此事，神色有些许变化，他解释道：“主席，现阶段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很严重。而且征兵中征召的都是优秀青年，劳动力效率也是很大问题。”

　　    何锐问道：“提升劳动力效率的手段不该是教育么？国内并没有进行总动员，难道经济运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众连学习的机会都要被剥夺么？”

　　    经济部长一时无语。而何锐继续说道：“我非常认同李润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须是一以贯之。学业都没完成，就去工作。这个口子一开，群众怎么看？我知道不少人说，群众觉得养学生太花钱，太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光去讲道理，而是要发挥强制，非得让学龄的学生完成教育！只有让人民认识到必须让孩子完成学业，那种絮叨才会变得毫无意义，最终被群众放弃。”

　　    经济部长听完这话，知道何锐不可能改变看法，当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预算。”

　　    李润石觉得经济部长貌似有点不够诚恳，预算这种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领导都会觉得麻爪。钱难挣，屎难吃，自古如此。从追求效率的角度来看，先把钱挣到手，再说花钱，是理性的态度。

　　    何锐并没有被预算问题吓到，他当即给出了解释，“这次预算之所以这么久都没拿出来，是因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城市为基础来制定预算。”

　　    李润石在经济部长脸上看到了震惊的神色，李润石自己刚听到这个计划的时候同样很震惊。这个计划的基础是中国一定能打赢战争，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考虑，就是李润石认为何锐过于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过何锐拥有着无比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而且推动中国彻底城市化，计划本身没有错。所以李润石也没办法去反驳何锐的要求。因为何锐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以及文明党的主席，在换届选举之前，他的确有决定国家政策的权力。哪怕是何锐的要求看着十分惊人，主要基本理念没问题，同志们就得去执行。

　　    当然，计划如果失败了，何锐自然要承担起政治责任。而李润石非常确定，何锐最不怕的就是承担责任。从1915年到1942年，何锐在整整27年中没有出现过政策失败的情况。党内与国内有许多不认同何锐政策的人，即便是这些人却都习惯性的认为，何锐要做的事情必然能完成。

　　    经济部长当即答道：“主席，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完成，国内产能一定不会有问题。但是我有个问题，这会不会导致未来的就业危机？”

　　    李润石看向何锐，就见何锐当即答道：“现在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彻底饱和。即便留在农村，也就是从显性失业变成隐性失业。失业问题根本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只有到了城市，通过加入工业化生产，提升了能力，开阔了眼界，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发展。中国人口数量已经决定了，失业问题必然是长期困扰中国的问题。

　　    现在不解决，以后解决起来只会更难。以中国当下的局面，人民进城，天塌不下来。”

　　    经济部长并没有被这话给说服，他继续问道：“户籍管理呢？”

　　    “户籍管理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留后路。进城的农民要保有自己的土地，万一不适应农村生活，总得有家可会。另一部分则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社区户籍，这些都需要跟得上。所以这次的计划到现在都没拿出一个初步的框架，就是因为钱的来源还没确定。但我认为这个过程的难度远没有想的那么大，要不了多久，被解放人民的数量就会超过5亿。与他们进行的贸易，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市场。”

　　    李润石在大方向上支持何锐，不过李润石却很在意的一件事。他此时忍住了没问，却听何锐问道：“李主席，你有什么意见？”

　　    “……我认为只懂得读书，只会把人读傻。”李润石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此言一出，经济部长的神色就显得不是那么友好。看得出，这位博士本人并不认同李润石的看法。李润石知道自己的看法在高学历的文明党政府内并不受待见，文明党自从创党开始就集结了中国高学历人才，对于这些人来说，读书就是一种无需思考的必然，是一种坚定的路径依赖。

　　    李润石看向何锐，就见何锐不仅没生气，反而连连点头，“这个问题不是读书读傻了，而是没有实践，只能靠读书获取知识，会让人民的想象力被扭曲了。提供足够的实践机会，是非常花钱的教育内容。另外，要培养出大量真正懂得工业化，对于社会发展方向有正确理解能力的教师队伍，同样非常花钱。而且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还得有更加方便的信息流通工具。总之，李主席看到了问题的关键。这是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只能靠继续发展来解决。”

　　    不等李润石回答，经济部长问道：“主席，我们真的有这么多钱完成这么……伟大的计划么？”

　　    “钱是财政部印刷的，要印多少就能印多少，而市场却不可能是财政部说有就能有。解放全世界，就是要让全世界人民都过上人该有的生活。而这种生活需要通过大量交易来满足人民的需求。

　　    很多人担心城市人口这么多，粮食不够吃。东南亚、南亚地区都是产粮区。他们的人民不担心种不出粮食，而是担心粮食被掠夺，或者卖不出一个好价钱。我们担心的是工业品卖不出去。双方的合作，都能解决各自的问题。

　　    而且随着未来世界政府的建立，被解放的人民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他们也会产业升级，从而制造出大量的经济增量。我们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同样会越来越大。

　　    为什么要建立公平的世界秩序，并且帮助各国发展起来。因为世界发展了，中国才能跟着发展。世界变好了，中国也会变好。”

　　    一时间，会议室内沉默下来。这种时候，大家真的不知道除了服从何锐的决定之外，自己还能说什么。如果发言的不是何锐，大家一定会认为这话仅仅是一种理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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