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6章 经济与党争(廿九)花钱是很重要的

十万铁骑，三百万两——前提是，还仅仅换了个骑枪。

        这里并不包括马匹、具装、马刀、战袍、水壶等随身装备，甚至不包括弹药。更别提这支军队日常所需的营房、炊具、粮食、菜肉、被褥、行军帐篷等物资，以及至关重要的、维持这支骑兵所需的至少数个超大型马场。

        倘若将这些全都算上，这支十万规模的一流骑兵至少要消耗大明上千万两白银。当然，这笔钱不需要一次性拿出来，毕竟很多钱早已在之前就已经花出去了。

        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强弱，因为经济条件属于硬性条件，往往可以看做是军队战斗力的下限保证。这并不是说组织结构、纪律、士气、廉洁度、战术素养等方面不重要，但后面这些都属于软性条件，是用来提高上限而不是保证下限的。

        后世有一句调侃：“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有道理吗？有的，只是不全面罢了。

        为什么后世之人喜欢调侃“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呢？因为事实证明，投清之后的明军往往战斗力立刻向上狂飙。以前不敢打的，现在敢打了；以前根本打不过的，现在一冲就垮了。以至于在这句调侃之后又加了两句：“何处有满饷，关外汉八旗”。

        这就尴尬了。你坐拥亿兆子民、繁华中原，却给不起满饷，而那个只有区区关外之地的鞑清，反而开得起满饷，试问这般局面之下，你不灭亡谁灭亡呢？

        所以，大明的间接死因虽然很多，但毫无疑问，直接死因就在财政，尤其是军事财政。

        高务实以往的改革，主旨思路在于开源，也就是增加财政收入。而在减少节流这一块，基本上只做了两件事：开藩禁和改驿站。

        前者不必再一一赘述，后者则可以稍加解释。为什么高务实的节流措施只动了这两条？先说前一条，也就是开藩禁，这件事本质上没有太大的现实压力，只要皇帝肯做，朝廷随时都能做，而且不会面对多少阻力。

        开藩禁的阻力在哪？在于朱元璋的祖训，以及儒家的“亲亲”思想。分封藩王是朱元璋定下的国策，而朱元璋这样做的两大根源在于：一，亲藩拱卫中央；二，子孙开枝散叶。

        拱卫中央这一条，在靖难之役后事实破产，防你都来不及呢，还指望你拱卫中央？但皇帝是要面子的，尤其是朱棣这种合法性不足的皇帝，这面子就更是必须绷住了。

        因此，他虽然不得不改动老爹的“祖制”，把各地的王爷们从实权王爷变成了虚权王爷，但为了面子上绷得住，只好在经济方面给出补偿，弄出了独具大明特色的宗藩养猪制度——除了造人，什么都不准你做，但朕保证：钱给够。

        后续发展前文有述，也就不表了。总之，最后结果就是宗室百万，靡费无数，而朝廷也越来越养不起了，大明财政的老大一块开支就这样白白损耗。

        然而，这项制度并非不能改，只要当今圣上敢在事实上打脸成祖和宗室们的“君子协定”，那说改也就改了，宗室们能怎样吗？并不能，因为他们被当猪养了两百年，如今既无军权，也没本事，甚至都没有气魄去做什么扯旗造反的事。

        更何况，高级宗室虽然日子过得很爽，但低级宗室惨到极点——朝廷给不起钱，宗室例俸拖了又拖，他们又不被允许自食其力，只能坐等饿死。以至于不少宗室故意犯罪，争取去凤阳宗室监狱吃一口安稳的牢饭，这还不惨吗？

        因此高务实力推宗室改革，以朝廷需要攒钱北伐残元为借口，成功推动了开藩禁改制，最终砍掉了这一块的巨大财政空耗，算是一大节流。

        但是不要忘了，他并没有刻意大量裁撤宗室藩王，因此这条改革如果让后人评价，必定是“改革并不彻底”——每年依旧要在宗室例俸上花掉一百多万两银子。

        更重要的是，这些宗室藩王们早期通过各种手段攫取的大量田地等生产资料，高务实并未强制收回，只是搞了一次清查，查抄了其中一部分，然后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投入民间市场，用于缓解土地矛盾。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依旧是“改革不彻底”，因为即便高务实派出了京华工匠学堂的许多数学系毕业生作为这批土地拍卖的审查专员，同时让京华银行为买地者提供买地贷款，也不可能保证这些土地都卖到普通百姓手里。

        事实摆在眼前，普通百姓敢向银行借钱买地的比例太低了，因此多数土地还是被各地小地主、富农们买走——为啥是小地主呢？因为当时高务实有规定，本家族五服之内全部亲戚加在一块儿，拥有田地超过三千亩的，一律不得购入这批“法拍田”，违者罚没该土地及全部购置费。

        当然，还有很多细则，比如买地者以户计，一次不得购入超过一百亩土地等等。反正一句话，虽然高务实希望尽量保证小民利益，但最终很难真正惠及赤贫者。非要说的话，其实只是把过于集中在顶级地主们手里的部分土地散发给了中小地主。

        这算不算缓解土地矛盾？算，但算得有限。对于赤贫者有没有帮助？有，因为小地主们对佃农的压迫相对较轻。

        为什么高务实要这样做呢？他是不知道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吗？也不是，只是因为他知道大地主阶级往往有官方或特权背景，其名下佃农对他们的依附关系非常稳固，往往是被他们往死里压迫，而佃户、长工毫无办法，因为对抗不了强权。

        小地主们则不然，他们很难强制佃农，因为佃农是可以拍屁股走人的。于是小地主们就只能多给佃农一些优惠，确保自家的土地有人种，尤其是对那些技术、劳力都很优秀的佃户，当然也包括长工等。

        <div  class="contentadv">        高务实前世，在幼时便听祖辈们讲过不少解放前的真实历史，其中就有说到，(小)地主逢年过节都要给佃户长工们发点肉和布之类的东西，要不然人家就会做对比，临乡临县某家(地主)大方，咱们明年去他们家做事吧。

        还有，如果临时或额外需要叫人来做事，(小)地主甚至要亲自上门去请，说话还要客客气气的，做完事还得留人在家里吃个饭之类，甚至给点小礼物(几斤米、几两肉之类)。否则，就要担心寒了人家的心，人家明年搞不好就不给你家干了。

        这就让高务实知道，小地主虽然也是地主，本质上也是吃佃户、长工们的“剩余劳动价值”过活，但和佃户、长工们的关系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共戴天，很多时候反而还挺融洽，算是某种程度上的互利共赢。

        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可以合理解释的社会现象，甚至拥有“自由经济”的部分特点。既然如此，高务实当然不排斥扩大“小地主”群体。如果是在削弱大地主的前提下扩大小地主群体，那就更好了，因为这确实会缓解社会矛盾。

        关于土地问题，后世经常抨击的也是“土地过度集中”，而不是说土地只要一集中，马上就完犊子了。一定程度的集中反而可以增加民间的抗风险能力，关键在于这个集中的具体程度如何，以及具体在哪个区域搞这种集中——陕北黄土高原和湖广鱼米之乡，那能一概而论吗？

        你湖广平原集中几百亩地，可以管几十家人顺顺当当生活，其中一家地主，其余是佃户长工。出了些灾情也不打紧，地主家多少有点余粮，拿出来大家周济周济，把灾年熬过去，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甚至这地主还能组织一下低强度的抗灾救灾，未尝不是一种“久经考验的社会体系”。

        但黄土高原上就不同了，几百亩地可能也产不出多少东西，能养活十几家就算不错了，因此他们的抗风险能力也很差。万一这会儿关外的游牧也过不下去，还杀过来扫荡了一波，那完了，大家该破产的破产，该逃难的逃难，当地社会体系就此崩塌，顺便造就一波“社会不稳定因素”。

        为啥古代起义多发生于北方？以上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生产力决定一切，包括社会组织形式。

        除了开藩禁，高务实的另一项节流政策在于驿站改革。这个改革前文说得够清楚了，本质上就是在保留一定“官办”特征的前提下搞市场化改革。这一点对于基层干部出身的高务实来说没什么新鲜，大的原则和思路只要直接抄作业就行。

        可以这样理解：改革之后的驿站管理层好比事业编的干部，各个驿站处于某种“承包制”之下自负盈亏。朝廷以“承包权”来换取他们承担部分朝廷要求的工作，比如军报传递中的马匹、船只转换乘，官员沿途食宿等。

        顺便提一句，高务实为此还再三严肃了官员使用驿站的餐宿标准，超标使用者计入考课法的考察评价体系——想升官或者至少不被罢官，那你最好不要在驿站吃住超标。

        但这里有意思的事在于，驿站是承包制的，提供更高档的食宿是驿站管理层生财之道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来到驿站的官员愿意自己花钱提高食宿水平，驿站方面求之不得，甚至会主动推销。

        不过，只要官员们花的不是户部的银子，高务实就对此乐见其成——提高社会消费那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高某人只提倡朝廷节俭，可从不提倡富人节俭。

        大家都拼了命的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那就是消费不足，这样生产端就遭殃了。消费不足会导致生产过剩，生产过剩会导致产品积压，然后导致生产部门利润降低并最终减产，此时生产部门的从业者也受到影响而收入降低，又进一步导致消费更加不足……于是陷入死亡螺旋，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前段时间高务实不是注意到物价变化了么？本质上来说，这主要是外部贵金属大量流入导致的物价上涨，虽然这一变化在前期是好事，因为大明原先的货币供应不足，事实上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但经过高务实多年来推广海外贸易，现在贵金属货币供应已经充足了，所以又要开始考虑通货膨胀问题。

        当然，这里头还有明联储小额钞票的影响，毕竟发钞不可能是存一两银子在银库就只发一两银子的钞票，肯定是要多发的，否则这行业都没有存在价值了。

        总之经济这玩意儿本质上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因此，现在既然要开始担心通货膨胀，那高务实就必须让朝廷花更多的银子，而这里还有一个关键：这银子虽然要花，但最好不要一下子流入民间市场。

        怎么办？大搞基建自然是高务实最容易想到的办法，但前段时间京华基建搞下水道工程都搞到他高元辅被弹劾了，现在肯定得先缓一缓。

        因此，让朝廷扩大军备采购就成了高务实必须推动的事。

        一方面，军备采购这事是朝廷花钱而军工集团赚钱，这笔钱要从军工体系流入民间是相对缓慢的，符合高务实现在的需求。

        另一方面，朝廷花了这么大一笔钱出去，提高了军队实力，但皇帝和朝廷官员们肯定会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银子，如果只是让他们守在边疆，那我不是亏大发了？不行，我必须得让这笔钱花的值当。

        怎么才能花得值当呢？当然是“邻居屯粮我屯枪，邻居就是我粮仓”，这么多军费砸下去，不整点创收项目赚回来怎么行？

        这个道理高务实当然不会立刻和皇帝明说，反正只要事情到了那一步，皇帝和朝廷官员们肯定要为之着急，届时自己再提出一个扩张目标就行——反正目标其实早就定了：西边那俩盆地呗。

        至于现在，只要说服皇帝肯花这笔钱就好。这难不倒他高元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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