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7章 简体字、拼音

　　想起即将而来的东征，杨烜叮嘱何寅道：“黑旗军已经打下了镇安、思恩、泗城三府，不久还将有大动作。打天下易，守天下难。若要治理、建设天下，更是难上加难。

　　“黑旗军打下这么多的地盘，如果守不好，如果治理不好，反而会成为军政府的包袱。如何守天下，如何治理天下，关键在于人才，关键在于快速培养足够多的干部。

　　“现在我们使用干部，主要从黑旗军中选拔人才，其次便是招纳外地的洋务人才，再就是留用各种旧官僚、地方豪强。这并非长远之计。

　　“黑旗军出身的干部，受过长期的教育、历练，使用起来相对比较放心。外地的洋务人才、旧官僚、地方豪强，想法各异，就不如黑旗军出身的干部。

　　“从长远了看，我们必须拓宽人才培养途径，尤其要依靠学校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各级学堂，特别是暨南大学堂，要担负起普及教育、培养人才的重任。”

　　何寅深感责任重大，对道：“大元帅请放心，我们一定加倍努力，不辜负大元帅的期望。”

　　黑旗军不断攻城略地，军政府也急需各类人才。按规划，暨南大学堂学制三年，除此之外，还设有许多速成班，大多以一年期甚至六个月短期培训为主。这些速成班的学员，多由黑旗军、军政府选送过来。

　　目前是军政府状态，一切以军政需求为主。这些学生从大学堂毕业后，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学堂的安排，被分配到黑旗军、军政府、企业、学校里任职。

　　即便如此，军政府治下人口缺口依然很大。现代政府的组织能力更强，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官吏，可以从有限的社会资源中汲取更多的力量。

　　杨烜志在建设现代政府组织，志在开展近代事业，迫切需要大量受过教育的人才。

　　与之相反，满清是个小农社会，官位编制很少，每个州县只有“知县”、“县丞”、“典簿”等区区三四个“正式编制”。

　　官员之外，则为数量众多的胥吏。譬如广西的州县，一县可有一上千个胥吏。胥吏升迁无望，没有名望，也就不要颜面了，铁了心要弄钱。

　　官员不懂实际政务，极度依赖胥吏办理政务，这是满清吏治恶化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军政府亦得到了传统旧官吏的支持。

　　军政府要建设现代政府，创办警察、邮政、税务等系统，由此也创造了更多的官职。旧式胥吏表现得好，亦可成为军政府的官员。旧官员表现得好，亦可升迁至领导岗位。

　　这相当于是做大了蛋糕，使更多人可以分食到更多的蛋糕。由此也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

　　不过，在杨烜看来，解决人才短缺问题，最关键的还要靠教育。

　　教育的首要问题，又是扫除文盲。

　　汉字属于象形文字，学习起来比较艰涩，这在客观上并不利于教育的普及。

　　早在民国时，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很多激进派学者，都主张废除汉字，改用西式罗马字母。譬如，鲁迅先生就说过：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

　　最简单易学的文字，应当是拼音文字，譬如英文、日文、拉丁文。

　　英文只用二十六个字母，就能表达完整的语意。即便不认识某个英文单词，亦可以根据规律拼读出单词。日文同样如此，只需掌握五十音，就能快速学习日文。

　　苏联成立后，将俄文拉丁化，取得了成功。我国亦曾想学习苏联，创造拼音文字，甚至探讨过汉字拉丁化。

　　但汉字有其独特性，字数太多、同音太多。譬如，“张”与“章”读音相同、“逝世”与“世事”相同。如果创造拼读汉字，难以绕开这么多的同音词。

　　最终，我国选择了简体字、拼音相结合的方式，扫除了文盲。

　　汉字堪称是全球最古老的汉字之一，已有三千多年使用历史，是中国文化的瑰宝、结晶。

　　然而，清代以前的汉字都是繁体字，虽然字形优美，却复杂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譬如现在简体“龙”字，繁体字写作“龍”，很容易写错。

　　而在封建社会，我国的文盲率高得惊人。清末时，清廷推行新政，大力鼓励教育。即便如此，当时的学部曾经做过估计，当时“粗通文墨者”约有三百万人，占人口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一。

　　广西属于边远偏僻省份，少数民族众多，文盲率更高。

　　杨烜大力推动扫盲运动，亦深感繁体字复杂难学，下决心改行简体字，实行拼音教学。

　　作为一名穿越者，杨烜可以轻松写出数千个简体字，亦可以利用小学知识，使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标注上精准的读音。

　　特别是拼音，对于语文教育极其重要。因为汉字乃是表意文字，又称语素文字，本身并不能表音。

　　所以，在古代，日本、越南、朝鲜、琉球等儒家文化圈国家皆用汉字作为官方文字，并使用本国语言并行不悖。

　　作为语素文字，汉字本身不能表音。因此，在汉字传播过程中，文字结构变化不大，语音变化却极大。譬如诗经，流传甚广，却因为古今音变而不再押韵。

　　由此而造成全国各地方言迥异，造成文化上的差异，不利于维护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杨烜使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标注读音，将彻底解决汉字注音问题，统一汉字发音，促进文化上的统一一致。

　　这种罗马拼音，比传统汉语教学中的“读若法”、“直注法”、“反切法”先进许多。

　　所谓“读若法”，是用音近的字注音。譬如，许慎的《说文解字》就采用“读若法”。在解释“埻”字读音时时，《说文解字》写道：“埻，射臬也，读若准”，意思就是“埻”和“准”的读音是相近的。

　　读音相近，说明两者还有差别。差别在哪里？差别有多大？“读若法”并不能解释这种差别。

　　所谓“直注法”就是用另一个汉字来表明这个汉字的读音。譬如，在“女为说己者容”中，便使用“说者曰悦”来进行注音。

　　如果有人连“悦”字的读音都搞不清楚，这个解释就等于是白解释了。

　　可以想象的是，不管是“读若法”还是“直注法”，都不能准确地标注汉字的读音。

　　“反切法”较“读若法”、“直注法”进步许多，据说是受了梵文的启发，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声调合并来注音。

　　譬如，“练，朗甸切”，即“练”的发音是“朗”的声母与“甸”的韵母及声调所拼成。

　　早在暨南大学堂创立之初，杨烜便设计出了完整的汉字简化方案、拼音注音方案，并委托大学堂代为完善、组织培训。

　　按计划，军政府将于1852年下半年开始，首先在南宁、太平两府，对小学一年级新生使用简体字、拼音教学。

　　何寅对此仍有顾虑，此时便说道：“大元帅设计拼音为汉字注音，巧夺天工，我们都很认同。但把繁体字改为简体字，这固然有利于普及教育，却也遭到不少阻力。

　　“很多人认为，简体字不如繁体字美观，失去了中华文化的神韵。况且，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结晶。变易汉字，应该慎之又慎。”

　　很明显的，何寅也不赞同推广简体字。杨烜不为所动，说道：

　　“汉字乃象形文字，笔画复杂难学，不方便普及教育。从汉字的历史发展上看，简化字体一直都是大势所趋。

　　“商朝的甲骨文变为周朝的金文，秦篆变为汉隶。直至当今，简化笔画一直都是汉字演变的方向。

　　“我们要大兴教育，首先就要扫除文盲，要普及教育，让资质愚钝的人也能迅速掌握文字。

　　“但繁体字过于艰深，普通人学起来太吃力，耗时太长。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当权者刻意为之，使少数人垄断识字的权利，便于他们实施愚民政策。

　　“简体字并非我杨烜的独创，而是古已有之。古人亦常常使用简体字，但在正式文件中，都使用繁体字。

　　“我们军政府主张为民谋利，就要简化汉字，方便人民学习。从此之后，识读汉字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个普通公民的权利。”

　　话说到这个份上，何寅不敢再说什么，只得坚决执行杨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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