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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公爵是六月底来到总司令部的。皇帝所在的第一军在德里萨设置了防御工事；第二军在撤退，力图与第一军会合，据说他们被法军的强大力量切断了。所有的人都对俄罗斯军队的军事情势不满；但谁也未想到有入侵各省的危险，谁也没估计到战争会越过波兰西部各省。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河岸找到他受命去其麾下任职的巴克思·德·托利。因为营地周围没有一个大村庄，大批的将军和随军宫廷大臣都安置在河两岸方圆十俄里的村中最好的宅院里。巴克思·德·托利住在离皇帝四俄里的地方。他冷淡地接待了博尔孔斯基，他操着德国口音说他将奏明圣上再确定他的职务，只有暂时请他留在他的司令部。安德烈公爵希望在军队中寻找到的阿纳托利·库拉金没在这里；他在彼得堡，这消息使博尔孔斯基很愉快。目前，安德烈公爵忙于正发生的大规模战争的核心问题，而他也很高兴有一些时间不再为一直萦绕于他内心的库拉金问题所烦恼。在头四天，他没被要求做什么事，安德烈公爵巡视所有设防的营地，借助自己的知识与有关人员谈话，是可能对每个营地有明确的概念。但问题在于这个营地的防卫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对安德烈公爵来说却是一个未被解决的问题，从自己的军事经验中，他已经得出一个信念，在军事事务中，最深思熟虑的完善周到的计划没有任何意义（正如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见到的），一切都取决于如何处理突发的、不能预见的敌方行动，取决于如何和由谁来指挥整个战役。为了弄清楚这后一个问题，安德烈公爵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熟人极力深入了解军队的指挥特点，参予其中的指挥员和派系，于是得出关于军事情势的如下概念。

当皇帝还在维尔纳时，军队就被分成三部分：第一军由巴克雷·德·托利统率，第二军由巴格拉季翁统率，第三军由托尔马索夫率领。皇帝在第一军，但却不是作为总司令。据通令称，皇帝将不指挥军队，而只是跟随军队。此外，没有皇帝御前总参谋部，只有一个皇帝的行辕参谋部。设有皇帝行辕参谋长，这就是负责军需的将军博尔孔斯基公爵，几个将军、侍从武官、外交官员和一大批外国人，但是这不是军队司令部。此外，在皇帝面前不带职务的人员还有：阿拉克切耶夫——前陆军大臣，贝尼格森伯爵——按官阶是老将军（大将），皇太子梁斯坦J·帕夫诺维哥大公，鲁缅采夫伯爵——一等文官，施泰因——前普鲁士部长，阿伦菲尔德——瑞典将军、普弗尔——作战计划的主要起草人，侍从武官巴沃鲁契——撒丁亡命者，沃尔佐根以及许多其他人。虽然这些人没有军职，但是由于其所处的地位都有影响，通常一个军团长甚至总司令不知道贝尼格森或者大公，或者阿拉克切耶夫，或者博尔孔斯基是以什么身分过问或建议那件事或其他事务，也不知道这种过问或建议是出自他们本人还是出自皇帝，应当或者不应当执行。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皇帝和这些人从宫廷的观点出面的实质意义（皇帝在场，所有其他人都是宫廷侍臣）是大家都明了的。那种意义就是：皇帝没有承担总司令的名义，但是他却号令全军；他周围的人都是他的助手。阿拉克切耶夫是忠实的执行人，秩序的维持者，是皇帝的侍卫；贝尼格森是维尔纳省的地主，他仿佛在尽地主之谊Les　honneurs（法语：接待皇帝），而实际上是一个优秀的将军，能够出谋划策，随时可替代巴克雷。大公在那里是因为这是他乐意的事，前部长施泰因是因为他能提出有益的建议，因为亚历山大皇帝高度评价他的个人品质。阿伦菲尔德复拿破仑的死敌，是一位将军，自信总能影响亚历山大。巴沃鲁契是因为他直言和果断。侍从武官在那里是因为他们出现在皇帝所在的所有地方，最后，最主要的——普弗尔在那里是因为他起草拟定了反对拿破仑的军事计划，并使亚历山大相信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他掌管一切军务。与普弗尔一道的是沃尔佐根，一个比普弗尔本人更能用明了易懂的方式表达普弗尔的思想，因为普弗尔是一个尖刻的，自信到目空一切，书本上的理论家。

除前述的俄罗斯人和外国人外（特别是外国人，他们都具有在陌生人中活动或工作的人们所特有的大胆，每天都提出惊人的新思想），还有许多次要人物，他们在那里是因为那里有他们的上司。

在这个庞大、忙碌、辉煌和骄傲的集团中，安德烈公爵发现所有的思想和议论可明显分为以下派系和倾向。

第一派是：普弗尔及其追随者，那些军事理论家，他们相信存在军事科学，认为这门科学有自身不可更改的法则，运动战法则，迂回运动法则等。普弗尔及其追随者要求撤退到国家的内地，按伪军事理论所规定的精确的法则，对这个理论的所有偏离却只能被人们视为野蛮，不学无术或别有用心。属于该派的有德国亲王们、沃尔佐根、温岑格罗德和其他人，多半都是德国人。

第二派与第一派相反。正如惯常的情形，有一种极端，也就有另一种极端。这派的人要求从维尔纳攻入波兰，并摆脱所有预先制订的计划。这一派的代表除了是大胆行动的代表外，他们同时还是民族主义的代表，因此在辩论变得更加偏激了。这些人是俄罗斯人：巴格拉季翁、声望高涨的叶尔莫洛夫和其他一些人。此时传播着叶尔莫洛夫的笑话，似乎是他请求皇帝的恩宠——封他为德国人。这一派缅怀苏沃洛夫的人说，不应当认为，不用针刺破地图，而应去战斗，打击敌人，不放敌人进入俄罗斯，不要挫拆士气。

第三派最受皇帝信任，他们是介于两派间的宫廷侍臣们。这派人大多是军人，阿拉克切耶夫属于该派，他们所想所的都是没有信念，但又希望像有信念的普通人所想和所说的。他们说，毫无疑问，战争，特别是同波拿巴（又称他叫波拿巴）这样的天才的战争，要求最深思熟虑的谋划和渊博的科学知识，在这方面普弗尔是一个英才；但同样不能不承认，理论家往往有其片面性，所以不能完全相信他们，应该听听反对派普弗尔的意见，听听在军事上有实践经验的人们的意见，然后加以折中。这一派主张按照普弗尔的计划守住德里萨营地，改变其他各军的行动。虽然这种变化不能达到其它任何目的，但该派却认为这样会好些。

第四派以大公皇太子为最著名的代表，他不能忘记自己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所遭受的失败，当时他头戴钢盔，身穿骑兵，就像去阅兵似的骑马行进在近卫军的前面，实指望干净利落地击溃法军，结果却陷入第一线，好不容易才在惊慌中逃出来。这一派人在自己的讨论中具有坦率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害怕拿破仑，看到了他的力量和自己的软弱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这一点。他们说：“除了悲哀、耻辱和毁灭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们丢掉了维尔纳，放弃了维捷布斯克，还要失掉德里萨。聪明的做法是趁现在还暂未把我们赶出彼得堡，尽快缔结和约。”

这个观点在军方上层相当普遍，在彼得堡也获得支持，一等文官鲁缅采夫为其他原因也同样赞成和解。

第五派是巴克雷·德·托利的信徒们。他们与其认为他是人，不如说把他当作陆军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不管他是什么人，（总是这样开始），但他的正直，精明，没有谁比他更好。请把实权交给他吧，因为战争中不可能没有统一的指挥，他将展示他可以些什么，就像他在芬兰表现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军队秩序井然，有战斗力，撤退到德里萨而未遭受任何损失，那么这只能归功于巴克雷。如果现在用贝尼格森代替巴克雷，那么一切全完了，因为贝尼格森在一八○七年就表现出自己的碌碌无能。”这一派的人们这样说。

第六派是贝尼格森派。正好相反，他们说，“不管怎样，没有比贝尼格森更能干的，更有经验的人了，无论你怎样折腾，最终还是请教他。这一派的人证明说，我们全体退到德里萨是最可悲的失败和不间断一连串错误的结果。他们说：“错误犯得越多，越能尽快地使人们明白，不可以这样下去，不需要什么巴克雷，而是需要像贝尼格森这样的人。他在一八○七年已经显过身手，拿破仑自己曾给他作过公充的评价，这更让人心悦诚服地承认是权威的人，只有贝尼格森一个人。”

第七派是那些随时都随侍皇帝左右的人，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皇帝，而亚历山大皇帝身边的这种人特别多，他们是将军、侍从武官，他们对皇帝无限忠诚，就像罗斯托夫在一八○五年崇拜他一样。不是把他当作皇帝，而当作一个人，衷心而无私地崇拜他，在他身上不仅看出全部美德，而且具备人类的一切优秀品质。这些人虽然赞美皇帝拒绝统帅军队的谦虚品质，却指责这种过分的谦虚，他们仅希望一件事，而且坚持自己崇拜的皇帝丢弃对自身的过分的不信任、公开宣布做军队的统帅，属下组建一个总司令大本营，自己指挥军队，必要时可请有经验的理论家和实干家辅佐，这样更极大地鼓舞军心激昂士气。

第八派是人数最多的一派，以自己的众多数量与其他派别相比正如九十九比一，他们由那些既不希望和平，又不希望战争，既不赞成进攻，也不喜欢在德里萨营地和其他任何地方设防士卫。不支持巴克雷皇帝，也不支持普弗尔、贝尼格森，他们只谋机一件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为自己最大的利益和愉快而行动，在那潭浑水里盘根错节，扑朔离迷的阴谋诡计充斥皇帝的行辕，从中可捞到在别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好处。有人只是怕失掉自己的即得利益。于是就今天同意普弗尔，明天又同意普弗尔的反对派，后天又宣布他对某个问题毫无意见，目的是只要能逃避责任和讨好皇帝。另外那些人希望捞取某种好处，吸引皇帝的注意力，就大喊大叫，拥护皇帝前一天暗示过的某件事，在会议上捶胸顿足地争论和叫喊，向不同意的人要求决斗，以此表明他准备为公众的利益而牺牲。第三种人，在两次会议中间而反对派又缺席时便直截了当地请求给自己一次补助作为自己忠实服务的报偿，他知道此时没有时间拒绝他。第四种人千方百计地表示自己辛勤工作。第五种人则为了达到其久已梦寐以求的宿愿——陪皇帝吃饭，拼命地证明一个刚提出的意见的正确或不正确，并为此举出或多或少有些正确和充分的论据。

这一派的所有人都在捞取卢布、勋章和官位。在这种追逐中只随着帝王恩宠的风向标转动，只要一发现风向标指向那一方向，结果却更难把风向标扭向另一方。在这动荡不定的局势中，在这使一切都处在惊慌和不安的严重危险中，在这阴谋自私、互相冲突各种观点和感情的漩涡中，加之所有这些人的种族差异，这人数众多，未谋私利的第八派给共同的事业增加了极大的混乱和惊慌。无论发生什么问题，这群蜂子在前一个题目上还未嗡嗡完，就飞到那个新问题上，并以自己的嗡嗡声压倒和淹灭那些真诚的辩论。

正当安德烈公爵来到军队时，从所有这些派别中正聚起一派，正提高自己的声誉的第九派。这一派由年事已高，有治国经验、聪明干练的人组成，他们不赞成互相对立的任何一种意见，冷静地观察大卡里发生的一切，思考摆脱目前这种方向不明，意志不坚，混乱一团和软弱无力状况的出路。

这一派人所思所想的是，一切坏事源于皇帝及其军事顾问们进驻军队，各种关系不明确，互相制约，左右摇摆不定都带进军队，这在家庭里可行。在军队就有害了。皇帝应该治理国家，而不是指挥军队，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是皇帝及其宫廷从军队中撤出去，仅皇帝在场，为保护他个人的安全就使五万军队瘫痪；这个最差的，但是却独立自主的总司令也比那个最好的，然而却因皇帝及其权威而束手束脚的总司令要好得多。

正当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闲住无事的时候，曾为这一派主要代表之一的希代科夫给皇帝与了一封信，巴拉瑟夫和阿拉克切耶夫也同意在信上签名。信中，利用皇帝准许他议论大局之便，借口必须鼓舞首都人民的战斗精神，恭请皇帝离开军队。

由皇帝亲自鼓舞和号召人民保卫祖国——这正是（就皇帝亲自到莫斯科来说）俄罗斯胜利的主要原因。为了给皇帝离开军队找个借口，提出的这个建议，被皇帝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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