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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一日晚，同库图佐夫会面之后，拉斯托普钦伯爵感到伤心，认为受了，因为他未被邀请参加军事会议，库图佐夫对他所提出关于参加保卫古都的建议未予注意；同时，他还对大本营向他表示的一个新看法感到震惊，持这一看法，古都保持平静，古都的爱国热情等不仅是次要的，而且是全无必要的，微不足的，——为所有这一切伤心，受辱和震惊的拉斯托普钦伯爵回到了莫斯科。晚饭后，伯爵未脱衣服在沙发上就寝，十二点过后便被递交库图佐夫便函的信使唤醒了。便函称，由于部队要撤往莫斯科以东的梁赞公路，故问伯爵能否通融派出警宪官员引导部队通过城市，这一消息对拉斯托普钦已非新闻。不仅从昨天库图佐夫在波克隆山会面时算起，还要从波罗底诺战役算起——当时，所有会聚莫斯科的将军众口一词地说，不能再发起战役了；同时，在伯爵许可下，每晚都在运出公家的财产，居民也撤走一半——拉斯托普钦伯爵就已知道，莫斯科必将放弃；但是，以带有库图佐夫命令的便笺形式通知的、在夜间刚入睡时收到的这个消息，仍使伯爵惊讶和气愤。
后来，拉斯托普钦伯爵在解释这期间自己的行动时，多次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当时有两项重要目标：de maintenir la tranquillité a Moscou et d’en faire partir les habitants．①如果认可这一双重目标，拉斯托普钦的任何行动都是无可非议的。为什么不运走莫斯科的圣物、武器、子弹、火药和粮食储备，为什么欺骗成千万居民，说不会放弃莫斯科，不会把它毁灭掉呢？为了保持都城的平静，拉斯托普钦伯爵如此解释说。为什么运走政府机关一捆捆无用的文件，列比赫气球和别的物品呢？为的是使它变成一座空城，拉斯托普钦伯爵如此解释说。只要假设有什么事威胁着民众的安定，一切行为都是说得过去的。
①保持莫斯科的平静，疏散居民。
恐怖措施的全部可怕之处，就是以关心民众的安定作为依据。
拉斯托普钦伯爵有什么根据为一八一二年莫斯科民众的安定而担心？设想城里有骚动趋势的理由是什么？居民走了，军队后撤时挤满了莫斯科。结果，民众便会，这是为什么呢？
不仅在莫斯科，也在全俄各地，在敌人打进来时，都没有发生类似骚动的事件。九月一日和二日，一万多人还留在莫斯科，除了一群人奉总司令之召聚在他府邸院子里之外，什么事也未发生。假如波罗底诺战役之后莫斯科的放弃已势在必行，或至少有此可能；假如拉斯托普钦不是发放武器和传单以鼓动民众，而是采取措施运走所有圣物、火药、子弹和钱币，并同民众开诚宣布城市要放弃，显而易见，便更不要担心在民众中会发生骚乱。
拉斯托普钦虽然有爱国热情，却是暴躁易怒的一个人，他一直在高层政界活动，对于他自以为在治理着的民众，没有丝毫的了解。从敌人最初进占斯摩棱斯克时候起，拉斯托普钦就为自己设想了一个支配民情——俄罗斯之心——的角色。他不仅觉得（正如每一行政长官都这样觉得）他是在支配莫斯科居民的外在行为，而且还觉得他通过措词低下、告示和传单支配着他们的心情，其实写在上面的一派胡言，民众在自己范围内是瞧不起的，当它从上面传下来时，民众也不理解，对扮演民情支配者的角色，拉斯托普钦为此而自鸣得意，他习以为常地以至于必须退出角色，没有任何英勇表现，也必须放弃莫斯科，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他突然失掉脚下他赖以站立的土地，茫然不知所措了。他虽然已经知道，但直到最后一分钟仍不能全心全意地相信莫斯科会放弃，所以，与此有关的事一件也没有作。居民的撤走，是违背他的意愿的。如果说搬走了一些机关，那也是应官员们的请求，伯爵不情愿地同意的。他本人只扮演那个他为自己弄到的角色。像常常发生在富有热情奔放的想象力的人身上那样，他早就莫斯科要被放弃，但他仅仅是靠推断才知道的，他不能用整个的心去相信，不能使想象去适应这一新情况。
他的整个活动，即竭尽全力的精力充沛的活动对民众（有多大用处、对民众有多大影响，则是另一问题），也就是致力于居民心中唤起他正体验着的情感——出于爱国主义而仇恨法国人，对自己怀有信心。
但当事件具有真正的历史的规模时，当不足以话语表示自己对法国人的仇恨时，当即使用战斗也不足以表示这种仇恨时，当自己对莫斯科问题的信心已经无用时，而全市居民一致抛弃财产、川流不息地离开莫斯科，以这一否定行为显示民情的全部威力时，——这时，拉斯托普钦选择的角色，突然变得毫无意义。他感到他本人突然间孤独、脆弱和可笑了，脚下没有土壤了。
从睡梦中被唤醒，接到库图佐夫冷冰冰的命令口吻的便笺，拉斯托普钦愈益觉得气愤，愈益感到自己不对了。所有托付他的东西还留在莫斯科，包括全部他应该运走的公家财产。全部运走已不可能了。
“这件事究竟是谁的错，谁造成的？”他想。“自然不是我。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瞧，我把莫斯科掌握是牢牢的！瞧他们把事情闹到了什么地步！是些坏蛋，叛徒！”他想，虽然确定不了谁是坏蛋和叛徒，但他觉得必须仇恨这些坏蛋和叛徒，他们在使他处于虚伪可笑的境地，是有罪过的。
整个晚上，拉斯托普钦伯爵都在下达命令，听候命令的人来自莫斯科各处。近侍们从未见过伯爵如此阴郁和气急败坏。
“爵爷，领地注册局局长派人来请示……宗教法庭、枢密院、大学、孤儿院，副主教都派人来……问……关于您有何指示？典狱官来了……精神病院监督来了……”整晚不停地向伯爵报告。
对所有这些问题，伯爵一概予简略的愤怒的答复，以表示他的指示现在用不着了；他竭尽全力准备好的一切被某个人破坏了，而这个人将要对马上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
“呶，告诉那个木头人，”他回答领地注册局里派来的人的请示，“他得留下来看管他的文件。喏，你干吗要问关于的废话？有匹马嘛，让他们开到弗拉基米尔去。不是给法国人留下的。”
“爵爷，疯人院的监督来了，您有何指示？”
“有何指示吗？让他们都走，就这样……疯子嘛让他们都到城内去，放了就是了。我们这边是由疯子指挥军队，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
对于蹲在监狱里的囚犯问题，伯爵呵斥典狱官：“怎么，派给你两营人护送吗？派不出！放掉他们就完事了！”
“爵爷，还有犯：梅什科夫，韦烈夏金呢。”
“韦列夏金！他还没被绞死吗？”拉斯托普钦喊道，“带他到我这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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