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圣天子治下帝国的原始逻辑
朱翊镠的这一番话给了朱翊钧很大触动。
他原以为通过派遣亲王宗室出海殖民而缓减宗禄带来的财政负担是水到渠成之事，却不料当事人并不领情。
“想要能闭关锁国，那也得有钱啊。”
皇帝抬起手，将香囊重新放进了肘袖之中，
“四弟，朕是看在老娘娘的面子上才提前对你说这些话，朝廷现在养不起那么多天潢贵胄。”
“裁撤宗禄，削减宗室，那是迟早要办的事，说句更直接的，左右就是这几年了，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最晚不超过三年，朕定要动一动那宗藩爵禄。”
“到时候要没了那份禄米，四弟，你可别往老娘娘跟前去哭道是朕这作兄长的不待见你啊。”
朱翊镠哈哈笑道，
“钱是赚出来的，又不是省出来的，世宗皇帝在时就出了一部《宗藩条例》，把那能在宗室身上省的钱全部都规定得死死的。”
“结果到了皇上这里，不还是甚么都没省下来吗？依臣之见，皇上尽快放开‘藩禁’才最要紧，这开源节流，总是前者听起来更容易一些。”
朱翊钧打的也是放开“藩禁”的主意，自从明成祖朱棣靖难成功之后，对藩王宗室的管制是一朝更比一朝紧。
到了万历一朝，藩王宗室不但彻底失去了明初朱元璋分封给儿子们的率军领兵之权，就连自给自足，参与“四民之业”的谋生权利也一并消失了。
后世都以为明朝的宗室像寄生虫，这话虽大抵不错。
但问题在于，如果宗室们从出生开始就不被允许工作，不被允许参与大明的各行各业，怎么能责怪他们只知道依靠宗禄生活呢？
现代的学生走上社会工作之后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何况这些明朝宗室们已经与大明社会脱节了两百多年？
因此朱翊钧是赞成放开“藩禁”的，他觉得明朝宗室其实并不都是好吃懒做之辈，只是被圈养得太久了，有野性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猪化”了而已。
只是如今教朱翊镠那么一提，朱翊钧心里忽然就有些犹疑起来。
他怎么觉得，现实里藩王宗室所理解得“放开藩禁”，同他这个皇帝所构想得“放开藩禁”好像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呢？
“四弟当真赞成朕放开‘藩禁’吗？”
朱翊钧侧过头去，
“这士农工商，哪一行都累人呐。”
“再者说，这科道官和天下的读书人定然会反对让宗室科举入仕，怕朕用人唯亲。”
“剩下的农、工、商三行，也就经商最不用卖力气了罢？”
“既然一样要经商，何不早日出海呢？海外的市场可比河南一省要大得多了。”
“当年武宗皇帝要知道能出海，也不会屈尊纡贵地跑到皇庄去假扮商贾了。”
朱翊镠笑道，
“这可不一样呀，臣要去了海外，这钱就得经洋人过一遍手。”
朱翊钧不解道，
“洋人若讲道义，让他们过一遍手就过一遍手呗，银钱都是一个模样，赚来了又花出去，没有个好坏。”
朱翊镠道，
“洋人就是太讲条框了，钱经他们过一遍手，就得守他们的规矩，一分不能多赚。”
“这规矩要单是搁在洋国也不算甚么，可一旦这洋人的规矩成了定例，慢慢地就潜入到我大明来了。”
“到时，不但和洋人做生意要守规矩，就连和百姓做生意也要守那些条框，即使臣贵为亲王也一分也不能多赚，那这还有王法吗？臣还是太祖皇帝子孙吗？”
朱翊镠说到“王法”二字时，那天生福气的好下巴跟着剧烈地一抖。
朱翊镠讨喜就讨喜在他那方格外饱满的下巴上，他那下巴一扬，再一抖，甚么事情从他那下巴上边儿的嘴里说出来就自带三分理了。
就是现代人朱翊钧见识了潞王殿下的这方下巴，也不由被唬得愣了一下。
——他朱翊钧活了两辈子，还没见过能如此理直气壮地把“特权”当成“王法”的人。
“四弟，你这不算经商啊。”
皇帝缓了一缓，才开口道，
“你这是占老百姓便宜嘛。”
朱翊镠回道，
“皇上，您这话就没道理了，这天下是太祖皇帝打下来的，群雄逐鹿就是为了分食鹿肉嘛，这是天道有常，怎么能叫占便宜呢？”
“真占百姓便宜的是申时行他们，百姓有甚么牢骚，多半是坏在那些士绅身上。”
“臣以为，皇上若要收服民心，最必要的就是抄贪官的家、取士绅的命，反正我大明有的是人要当官，真杀上几个也不算可惜。”
朱翊钧点了点头，心里顿时就原谅了朱翊镠口中先前的那些挂洋旗的大明海商。
海商们挂洋旗，确有一番不得已，在船上挂上一面旗，就可以获得不被人任意宰割的基本权利，寻求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和军队，这简直是全天下最划算的生意。
当然大明肯定也有坚持不挂洋旗的海商，譬如后来的郑芝龙。
郑芝龙的解决方法比挂洋旗更简洁一些，他直接入了洋教，改了洋名，娶了日本老婆，倘或放在现代，定能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
大明的营商环境如此，怎么能怪海商不爱日月旗呢？
“朕不是怕杀人。”
朱翊钧强调道，
“朕富有四海，若是仅缺那账面上的一点儿银子，东挪西补得怎么都该凑上了。”
“若差百十万两，朕问都不问，差三百万两，朕说那是情有可原，就是差五百万两，明年秋决时，朕无非是劳动着多画几个圈。”
“可要是差了一千万两、一万万两，四弟，你说这是能靠杀士绅解决得了的吗？”
潞王当即就给皇帝算了一笔账，
“臣以为没甚么解决不了的，我大明子民四万万人，就是皇上缺那一万万两，分摊到天下人头上，每个人才出四两银子。”
“但倘或皇上将洋人放了进来，其实放进洋人也无妨，我大明国富力强，哪国的洋人来了都不怕。”
“臣换个更具体的说法，若是皇上将洋人的那套规矩放进了我大明来，代替了中国的天道，那这原本能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银子，才真是收不上来了。”
不得不承认，朱翊镠的担忧并非全是空穴来风。
后来晚清的败局正是朱翊镠这一番言论的最佳映照。
帝国的统治者既不敢全然放中国人走出去，也不敢将洋人的规矩全放进来。
既要维护自己在帝国中的特权与统治，又时刻畏惧自己的统治被外来文明所逐步瓦解。
朱翊钧笑了笑，道，
“既然四弟先前说朕是圣天子，那朕又怎么会怕被洋强盗坏了大明税基呢？”
朱翊镠淡笑道，
“皇上若不信臣所言，臣也只是白说一句罢了。”
朱翊钧道，
“朕耳听为虚，四弟却是眼见为实，虚不胜实，朕自然相信四弟。”
朱翊镠笑了一下，道，
“皇上圣明。”
朱翊钧又道，
“出海的事，朕就不勉强四弟了，不过这宗禄嘛，到底还是要削减的。”
“四弟哪日要回心转意了，也不必再问老娘娘了，直接递了奏疏上来就是。”
朱翊镠笑了一笑，连他那副宽肩都跟着耸了一耸，
“皇上可真是对臣寄予厚望啊。”
朱翊钧回道，
“朕是对海贸寄予厚望，四弟，你现在是不知海贸的好处，待永年伯和郑国泰有了成果，你再下定论也不迟。”
朱翊镠“嗬嗬”直笑，
“那是皇上的成果，臣可不敢贪功。”
朱翊钧觉出朱翊镠话音不对，不禁追问道，
“怎么？这事儿还没办呢，你便又觉得定是办不成了？”
朱翊镠回道，
“要单是办海贸，那倒没甚么不成的，只是皇上同时又添上了海运……”
朱翊钧接口问道，
“海运怎么了？”
朱翊镠摇了下头，笑道，
“没甚么，只是臣去岁在闽粤，见到中外海商往来经贸，多用福船、老闸船和戎克船，而我大明漕运所用之船，则皆为沙船、宁船、蛋船或卫船。”
“海运较漕运而言，航线短，路程快，连所用之海员水手都能轻减许多，想来海运一开，假以时日，漕船必将被一一淘汰。”
朱翊钧一直为自己那个“以默许海商经商特权，而换得海商无偿运粮”的绝妙主意而沾沾自喜，
“技术进步，当然会导致优胜劣汰，即便有朝一日海船取代了漕船，这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朱翊钧说到这里，甚至还想向朱翊镠详细解释一下甚么叫“市场竞争”。
他觉得朱翊镠轻视市场经济，是被帝国体制驯化的必然结果。
朱明王朝的万世子孙们都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了，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去深入了解甚么是“自由市场”。
“臣粗略地算了一笔账，我大明漕军十二万人，即使那些海商全都舍了自家水手不用，专从现成漕军里头雇人，按照海船的形制体量，那也是雇不完的。”
朱翊镠装模作样地朝皇帝掰了掰手指道，
“倘或如皇上所愿，将南北运河漕运全部停止，便意味着这十二万人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漕船水手、纤夫、脚夫彻底失业。”
“这些人谋生无术，既做不了其他买卖，也读不了书，除了成立第二个白莲教，那些漕军甚么都干不了。”
“到头来，要么是寻海商的麻烦，要么是造了官府的反，总之他们是绝不会甘心就此被皇上的‘市场’所淘汰。”
“臣自知才疏学浅，因而实在不敢问津这等‘市场’生意。”
朱翊钧一时没有听懂朱翊镠的逻辑，
“裁汰漕运的是朕，他们为何反去寻海商的麻烦呢？”
朱翊镠回道，
“因为朝廷一旦放开海贸，在百姓眼里，给海船撑腰的就是洋人。”
“皇上要赚洋人的钱，自然只能让海船抢漕船的饭碗，而漕帮又打不过官府，倘或要不来救济，便只能去寻海船的麻烦了。”
“且据臣所知，漕帮之中，自有一套‘打码头’的传统，一套争夺饭碗的码头规矩，官府若是不管，他们就干脆闹出人命大案。”
“若以海运为例，倘或漕帮要找海商的麻烦，他们就会专程等在码头边，趁着海船即将启航或者归来卸载时分，冲上船去打杀抢掠。”
“如此豁出性命大闹一场之后，必定有海商在漕帮的打砸，和官衙官司敲诈的两面夹攻之下知难而退。”
“至于漕帮官司中的‘偿命者’，他们便采用抽签或抓阄之类的办法事先安排好。”
“一条性命换来数万人的饭碗和生计，这就是漕帮几百年来繁衍不息的道理。”
“这样的事反复发生几次，定然就会惊动皇上，到时，定然又会有科道官上疏，要求臣这等藩王宗亲，以及那等缙绅宦士不要‘与小民争利’。”
“依照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臣原是不缺海贸的这一份钱，可是那些海商不同啊。”
“臣往后一撤，顶不济就是回河南当王爷，而海商若是受不了官司，定然又会倒回去挂上洋旗。”
“既然怎么都要挂洋旗，臣还妄插一手得来作甚么呢？岂不是无端被小民笑话么？”
朱翊钧明白了，大明的市场逻辑不是经济逻辑，而是生存逻辑。
更直接一点儿说，是以生命搏取生存资源的竞争逻辑。
其根本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比市场经济更硬的原始逻辑。
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和大明帝国的官僚集团始终没有向海外跨出那至关重要的主动一步，就是因为这条原始逻辑始终潜伏在帝国的血脉中作祟。
对于朝廷而言，保住一群潜在劫匪的饭碗，显然是一件比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的海外殖民项目更划算的事情。
因此无论是哪一位大明皇帝在位，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阉党得势，权衡利弊之后给出的政策就只能是压缩海商权利，使得大明的“郑芝龙们”纷纷变成了“世界公民”。
如果说，在海商与贪官污吏的关系方面，洋旗所保护的只是大明法律原本应该承诺的国民待遇。
那么在海船与漕船的关系方面，洋旗和洋身份为“郑芝龙们”所支撑的就是欧美国家的公民待遇。
这种待遇是一种超出了中国臣民待遇的高级待遇，不但具有技术优势，还能为海商带来额外的业务和利润，真所谓锦上添花。
只是从大明皇帝的角度看来，这种超出惯例的保护不大公平，使得洋旗突然便具有了另一种颇具威胁的特权色彩。
而中国历朝历代的哪一位皇帝，除了晚清那种被洋人的大炮架到了国门口的极端情况，其余帝王，有哪一位能容忍一个威胁统治的不定因素存在于帝国的种种政策之中呢？
更何况海贸与海运在万历十六年的大明所有人看来，只是为了弥补朝廷财政而存在的非固定政策。
潞王殿下说得好，就是皇上现在立刻就想收上来个一万万两，分摊下去也不过是一个人出四两银子。
哪个皇帝会单单为了减轻小民负担，而毫不动摇地支持一个会威胁帝国统治的财政政策呢？
假设从这个角度计算开放国门的风险和收益，那也无怪乎晚明与晚清的皇帝没有一个赞成主动引进西方文明与科技了。
退一步说，倘或他朱翊钧不是一个了解近代史的现代人，不知道闭关锁国即将会为中国带来的恶劣影响，倘或他朱翊钧只是万历皇帝，他也绝不会赞成打开国门。
“小民哪里会笑话四弟呢？”
朱翊钧淡声道，
“四弟又没有自不量力，该被笑话的人是朕才是。”
朱翊镠赶忙“嗳”了一声，
“臣也只是给皇上提个醒，皇上想提携臣，给臣海贸的生意做，那是臣的福气。”
“臣拒绝了皇上，那是臣不识好歹，皇上不怪罪臣就已是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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