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零一章 猛将兄跟了我吧
更神奇的发现是,劝进汉中王的11人大名单里居然没有安汉将军糜竺,糜竺代表着徐州帮,且他的排名一直紧随诸葛之后,“益州既平,拜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见《糜竺传》。
另外还有一个元老也没有出现在这个11人大名单中,即在刘备被陶谦表为豫州刺史时加入集团的豫州人刘琰(豫州名士陈群将刘备始乱终弃),此人在诸葛时代成为车骑将军,高挂县侯爵位。
因此可见,糜竺和刘琰的弱化,在诸葛的眼中代表着豫州帮和徐州帮必须排在涿郡帮和南阳帮之后。
再则,刘封和南阳系武将都是谨小慎微的诸葛心中的噩梦。刘表时代,南阳帮甘宁的表演让大家目瞪口呆;魏延在进军成都的路上表现怎么样,史料不明,但霸气外露是肯定的。
锋芒毕露的小字辈刘封敢欺负大气侧露的东州帮武将孟达(魏文帝善孟达之姿才容观《刘封传》),尽管刘封还不是南阳帮的。
诸葛出山以后,蜀汉集团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就逐渐体现出来了。魏延的耿直,刘封的刚猛尤为诸葛所不喜。
因此诸葛觉得很有必要先打压南阳帮武将们的上升势头,诸葛遂建议刘备先行抑制南阳帮武将黄忠,但说出来的话却走调了,一向喜欢豪爽武人的刘备不以为然。
或许陈寿也觉得诸葛此举不爽,遂决定将赵云提升,与四大上将五人并传,成为演义中五虎上将的理论来源。
回说黄忠见义勇为,帮助李陵打发走此方一霸方圃之后,李陵与黄忠相谈甚欢,这时他已经猜到十有八九是黄忠给儿子治病到处求医才来到长沙,但他为了引出此时,明知故问黄忠。
黄忠一听这话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
“不瞒公子,犬子得了重症,咳嗽连连,有时连血都咳了出来,黄某这才在荆州四处求医,只是寻遍了名医,皆曰:此症无法治。可黄某半生就这一子,为了他,家里已经快徒见四壁了。”
李陵一听,暗道果然如此,同时心下也因此已经有了收服黄忠的计策。
“哦?我给你引见一人,医术之高,世所罕见,令郎之病治愈有望。”李陵如此说道。
黄忠一听大喜,并且非常上道地忙弯腰作揖打拱道:
“如若能治好小儿之病,黄忠这一身倒有几分蛮力,倒可卖于公子家,奉公子为主!”
李陵一听,脸上都笑出了玫瑰花,谦虚道:“不急不急,先治好令郎为要。”
李陵向黄忠要介绍的这位名医,确实名不虚传而且更是流传千古。东汉末年有三位名医大家,他便是其一。
东汉末年,人才辈出,如果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能拍死一大片谋士、武将,这且不说,在医学领域里,也诞生的三位杰出医学家,对后世影响深远,史称“建安三神医”。
第一,首推医仙董奉:
“桃花漫说武陵源,误杀刘郎不得仙。争似莲花峰下客,栽成红杏上青天。”
董奉,又名董平,字君异,侯官县董墘村今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古槐镇龙田村人,少年学医,信奉道教。年轻时,也当过几天弼马温类的小吏,小官最难做,老百姓和上级都把你当狗看,董奉受不了,就辞官归隐了,在其家村后山中,一面练功,一面行医。
董奉曾经救过交州太守士燮的命,“燮尝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药与服,以水含之,捧其头摇之,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
董奉因为用医术使停尸三天的士燮起死回生,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从而获得了“医仙”的称号。
士燮留董奉在他府中居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士燮阴谋反叛朝廷,无意中被董奉得知,因为担心董奉泄漏其密谋,便欲杀人灭口,董奉用道家气功佐以中药装死,骗过士燮后逃走。
也有说法是董奉为了婉拒士燮的挽留而装死,士燮将他安葬。后来士燮听说江湖上有个医仙董奉,便挖坟掘墓,发现棺材里不见了董奉的尸体。
董奉又被誉为“杏林始祖”,晚年到豫章今江西庐山下隐居,继续行医,据《神仙传》卷十记载:
“君异居山为人治病不取钱,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
董奉看病不收钱,小病看好了,病人或家属到山上董奉承包的地里种一棵杏树就行了,重病看好了,种五棵。
于是十年种了十万多棵,那得治好多少的病人!据说杏子成熟时,董奉让人拿粮食来换取自助采摘的杏子,然后再把粮食施舍给没饭吃的人。
根据董奉的传说,后世医生每每以“杏林中人”自居。以“杏林春暖”、“杏林高手”、“誉满杏林”等来称颂医家的高尚品质和精良医术,以“杏林之家”来形容医学世家。
《真仙通鉴》载:“奉在人间百年,其颜色常如三十许人。”可见他掌握了道家养生的技巧,获尽天年。
第二便是医圣张仲景:“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类似今天湖南省高官)。
官不小,事务也繁杂,但是他喜欢治病救人,一天不看病人手就痒痒。张仲景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这两天不管理公务了,让有病的老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望闻问切,仔细为群众诊治。
长沙太守的衙门大堂就这样成了医馆!当官的在衙门里看病,张仲景大概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
“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一些市镇很快就变成了空城,其中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约占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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