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二章：日军高层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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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不管是华北方面军高层还是大本营的那些首脑人物都没有想到马铮所部正在谋划怎么报复他们，此时他们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武汉战场。确实，与华中重镇武汉相比，不管是察哈尔还是绥远都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战争从来都是一个技术活儿，自有战争行为以来，往往在作战部队还未打扫完战场的时候，即已确定了下期的作战任务，这样能使部队在作战后的休息、整顿、补充、训练、侦察等方面，有着明确的重点和时间上的妥善安排。对此，做为亚洲第一强国的日本更是深知这一点，并将其发挥的淋漓尽致。

　　事实上早在南昌作战发动之前，日军参谋本部在分析中国战场的形势时认为，自第一次武汉会战之后，中国的国防力量虽然遭到了惨重的打击，但是主力并未遭到歼灭。而且最近正以武汉为大本营，发动声势浩大的抗日运动。日军大本营很清楚，只要军队还在，国民政府就不会屈服，因此发动第二次武汉会战势在必行。

　　正因为如此，大本营制定了专门针对以夺取武汉为目标的作战计划，而夺取南昌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攻占赣北重镇南昌，，接下来自然是对武汉动手了。

　　在日军现任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上呈裕仁天皇的奏折中这样写道：“随着支那事变的不断扩大，国内经济已经陷入了困境。陆军省认为，从地域、人口、资源等问题看来，企图现地自给自足难以如愿。结果，只能消耗减弱日本的财力。必须将******政权驱出中原，压迫到边陲地区以取得战略、政略的有利态势，占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要地，并以此为基础加强新兴的亲日政权。南昌会战固不待言，且须断然进行武汉、重庆作战。”

　　然而，日本国内其实对于发动第二次武汉会战还是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其中以现任首相近卫文麿为首的内阁反对的最为激烈。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近卫文麿很清楚现在日本的经济状况，用一个糟糕来形容都不足以说明日本现如今的经济惨状。

　　其实，以近卫文麿为首的内阁并不愿意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相比激进的大本营他们更愿意逐步蚕食中国的领土和利益。为此，早在1937年12月之前，即南京未陷落的日子里，中日两国在德国政府的调停下进行了一次和平谈判，当时双方人员并未会面，所有的内容均由德国大使进行传话，这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双方进行的第一次非正式谈判。

　　当时日本政府提出四点条件，一是要事实上承认满州国，二是要缔结中日防共协定，三是国民政府必须停止排日，最后则是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

　　对于这四项条件，中国政府要人们经过讨论之后，原则上同意在保持国家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以日本这四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据说参谋副总长白崇禧还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既然如此，不知日本政府为何要开战？”可见当时日本政府并不想将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可是，没等双方坐下来，首都南京陷落了。日本政府利令至昏，又傲慢地加上了多项条件，如，扩大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承认内蒙自治及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必要的赔偿。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在程序上也提出要求限年内作出答复。并且向日本指定的地点派出媾和的使节，在承认全部条件后，开始缔结停战协定。

　　而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16日转达于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十一项媾和条件中的细节加以具体说明。但是傲慢的日本政府原以为屡战屡败的中国政府会迫不及待的全面接受日本的议和方案以早日停止战争，因此，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模棱两可的答复大为不满。

　　随后，召开了政府和大本营的联络会议。会上，多数人说服了反对派后达成一致决议。并由政府出面，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即近卫第一次声明。这样一来，日本政府自已就把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路子给堵死了。因此二战结束后，日本许多人士以及史学家都认为近卫第一次声明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声明。

　　当******政府听到日本政府这个傲慢的声明之后，当然也就气愤的放弃了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路子从而更加全力以赴的抵抗穷凶极恶的日本军队了。

　　随后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日军试图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击溃中国的抵抗力量，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结果是战场越来越大，时间越大越久，日本已经陷入了侵华战争的泥潭。

　　在去年日军发动武汉会战的时候，当时日军大本营在上奏日本天皇的奏折中判断，只要大日本皇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便可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从而结束这场战争。原话是：“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

　　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

　　但是，结果很让日本政府和大本营郁闷，国民政府竟然守住了大武汉，反倒是他们损兵折将。战争并未结束，反而因为第一次武汉会战的失败，致使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

　　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

　　更重要的是，因为第一次武汉会战引发了日本国内的诸多矛盾，尤其是经济方面。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战争虽然明面上是人和人在打，但实际上却是打经济，谁的经济实力强谁就更有取胜的希望。

　　而对日来说，它的黄金储备量制约着侵华战争的规模。如此少的黄金储备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不足，这就从一开始就限定了这场战争。因此我们就不难看到日本为什么率先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尽快解决中国事变。为了维持侵华战争，1937年日本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这几乎占到了国内黄金储备的70%。

　　到1938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日本政府穷的就差卖内裤了。甚至于为了装备新建的部队，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

　　同时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可以说这场战争的规模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甚至于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因此对于要不要发动第二次武汉会战，日本国内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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